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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健康方法在關于亨尼帕病毒研究方向的應用

同一健康方法在關于亨尼帕病毒研究方向的應用

David T. S. Hayman, Emily S. Gurley, Juliet R. C.Pulliam,Hume E. Field

摘要 亨尼帕病毒可對人和家畜造成致命的感染。果蝠作為亨尼帕病毒的野生儲存宿主的同時也傳播該病毒,人們推斷這是(至少是一部分原因)由人類活動改變了宿主生態情況而導致的。通常地,人類和家畜的死亡大多發生在亞洲和澳洲,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亨尼帕病毒也出現在東半球熱帶地區的蝙蝠體內。本章回顧了同一健康方法在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和孟加拉國三個地方對亨尼帕病毒研究的應用。對于降低未來人類及家畜因感染亨尼帕病毒的致死率方面的研究,我們建議運用同一健康方法去辨識及尋找人類、家畜和野生動物生態系統中復雜的交互作用,會比選擇性地應用單一學科方法更為成功。 

1 引言 

亨尼帕病毒可感染野生動物、家畜和人類,其暴發和人類活動早已劃上聯系,而同一健康范式正是通過多學科協作來爭取人類、動物、環境三者的最佳健康狀況的,因此,亨尼帕病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有幫助的視角,從中我們可以窺視到同一健康范式的發展和實踐。另外,亨尼帕病毒曾在經濟和文化發展不相匹配的國家暴發,如澳大利亞和孟加拉國。這一事實為對比研究法和對跨物種交匯的思考提供了機會,其中后者可提升對不同條件下跨物種傳播的通常過程的理解。迄今,研究亨尼帕病毒所采用的同一健康方法主要把重點放在整合人群與獸醫的健康上。然而在澳大利亞發生的從蝙蝠到馬的亨德拉病毒(HeV)的持續性傳播,以及在孟加拉發生的由蝙蝠到人的尼帕病毒(NiV)的擴散,這些事實都在表明,防止亨尼帕病毒肆意蔓延的道路上,我們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復雜的問題,同一健康方法亟待更長足的改善和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針對亨尼帕病毒的研究集合社會科學中各學科的力量也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學科的綜合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甄別出既能被當地接受又切實可行的干預手段,從而推動行為改變,以達到減小跨物種感染風險的效果。本章我們會回顧1994年澳大利亞第一次HeV大暴發之后的亨尼帕病毒研究。我們認為,人類醫學和獸醫學的整合,以及生態學和流行病學的整合,是控制亨尼帕病毒的重要步驟。但是這種整合卻可能在部分情況下顯露出不足之處,尤其是當諸如政策和法規等自上而下的干預不夠切實有效時,則常常會發生基礎設施和資源受限,或者某些個體身處疾病險境卻渾然不知的情況(Spiegel et al.2011)。最后,我們針對最近從非洲獲得的發現,即亨尼帕病毒存在于東半球的熱帶蝙蝠體內,進行詳細討論。另外我們還將探討如何吸取并應用這些源于澳洲和亞洲的經驗,以進一步改善其余地區針對亨尼帕病毒研究的同一健康方法。

2 澳大利亞的亨德拉病毒

HeV的暴發、病毒動物性傳染的后果以及蝙蝠作為其儲存宿主身份的確認,為同一健康方法對蝙蝠相關的暴發性疾病的研究拉開序幕。1994年的9月,在昆士蘭州布里斯班(Brisbane)的郊區亨德拉,一匹重病的馬被關入馬廄以待獸醫救治。這種行為不經意地迅速引發了首例也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例HeV暴發,同時導致20匹馬和兩個人的死亡(圖1a)。在將這匹馬關入馬廄之后的72小時內,另外殃及的兩匹馬也迅速發病,隨后一大波的馬匹死亡接踵而至。十三匹馬病死或被安樂死,病死率達到65%(Murray et al. 1995)。當這場暴發愈演愈烈時,負責治療的獸醫向州動物衛生局報告了這種馬群高發病率的新型綜合征,這推動了檢疫申報的工作,也限制了馬的活動,甚至取消了昆士蘭州東南地區的賽馬大會。最初,外來傳染源(如非洲馬瘟)和毒素被納入鑒別診斷的考慮范圍,但是數天后,昆士蘭動物研究所和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組織的動物健康實驗室(Australian Animal Health Laboratory, AAHL)都分離出了HeV(初期被稱作馬麻疹病毒)。AAHL隨后用分離出的病毒在馬身上做了感染實驗,使得馬匹患上這種疾病,再從病馬體內重新分離出了該病毒(Murray et al.1995),這個過程和所得的結果均符合科赫法則(Koch’s postulates)。

距第一匹馬死后1周,這匹馬的馴馬師和一個馬夫都患上了流感樣疾病。尤其是馴馬師,他在強迫病馬盡量吃下飼料的過程中,與馬口鼻中的泡沫狀分泌物有過多次直接的接觸。之后馬夫康復了,然而馴馬師的情況卻逐步惡化。臨床鑒別診斷結果為馬鼻疽,此病(盡管為外來傳入澳洲)是當時唯一已知的動物傳染性馬病。診斷結果意味著醫學權威認為這次人群疾病暴發與馬群染病可能會有聯系(Selvey et al.1995)。馴馬師在發病不久后死去,從他的肝臟組織中分離出了HeV。隨后的實驗研究證明,HeV雖然能夠感染多個物種,包括馬、貓、狗、兔和實驗用的嚙齒類動物,但發病率居高的卻只限于馬和兔(Hooper et al. 1997a, b;Westbury et al.1995, 1996; Williamson et al. 1998)。

隨后的回顧性調查表明,布里斯班的這次暴發并不是HeV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大約在一個月之前,布里斯班向北800千米處,在昆士蘭州的麥基小鎮的一個騸馬場里,兩匹馬在急性發病之后的一周先后死去,特征性臨床表現為呼吸性和神經性癥狀(Baldock et al.1996)(圖1a)。作為獸醫的農場主,在她丈夫的協助下,對兩匹馬都進行了尸檢。她的丈夫不久后出現了輕微的腦膜腦炎,不過很快就痊愈了。腦脊液檢驗證明他確實受到病毒感染(Allworth et al. 1995)。然而十四個月之后,他因嚴重的腦炎而不幸病死(O’Sullivan et al.1997)。后來,經過對照發現,在他先后兩次發病中所獲樣本中發現的HeV的基因組,與兩匹馬體內的HeV的基因序列相匹配。

圖1 亨尼帕病毒暴發的時間格局在圖中顯示為澳大利亞(a)的亨尼帕病毒(HeV)和馬來西亞(b)以及孟加拉國(c)尼帕病毒(NiV)的相應狀況。箭頭展示了同一健康方法中至今仍然需要應用的不同的學科分布;矩形展示了暫時還沒有開展的研究。總而言之,以下這些學科如微生物,血清學以及生態學的諸多分支都被包含在大類學科中,如獸醫學(著重于家畜),臨床醫學(著重于人類),生態學(著重于宿主,宿主生態學和感染動力學),以及人類學(注重于人類對疾病、宿主和醫療衛生的態度研究)。紅藍漸變表明學科綜合達到的程度,人和馬的病例分別用H和EQ代替。

盡管發生在布里斯班的大暴發增強了昆士蘭州的公眾和動物健康權威之間的專業互動,但是事實上,發生在麥基(Mackay)的事件才真正預示跨機構合作的持續性量變和質變的到來。雙方當局雖然仍然分開運轉,但是在高層管理,研究和執行層面的交流都有所提升(圖1a)。當下一次HeV疫情發生的時候,則會有較強的跨部門聯系,以促進官方反應活動間的交流與合作。其中的合作部分包括案例屬性回訪,媒體溝通和跨機構簡報/回顧。跨機構合作方法的一個表現就是機構內技術工作小組的成立,這個小組的任務是提供最新的、有科學依據的最佳執行方案以最小化HeV的傳播,而這一過程正好是動物和公眾健康政策的基礎。該跨部門小組成員包括公眾和動物健康代表,工作場所衛生和安全代表以及工業界代表。針對于馬匹擁有者,獸醫和執業醫師的信息和風險管理草案也已經擬定完成,可在網上查看(Anonymous 2011)。

動物和公眾的衛生當局的聯合只是同一健康的一個狹義的解釋。后來對果蝠作為HeV儲存者身份的確認也帶給我們一個新的視角(Young et al. 1996, Halpin et al. 2000)。隨著更多的研究不斷證實土地使用的變化和野生動物源性疾病的發生之間的聯系,關于發現HeV暴發的可能潛在因素的生態學觀點應該也是有意義的。這種觀點在研究階段很早便出現了,但是由環境部所進行的更廣層面上的實踐參與卻進展緩慢。這種現象的原因尚不明確,但是事實上環境部對野生動物的管理進行了優先考慮,而對于感染性疾病的專業知識卻十分有限。因此,在一個有著各種需求競相需要被滿足的世紀,新出現的、與馬類相關的動物傳染病也許確實不能被視為優先考慮的項目。然而,衛生當局現在則認為,對HeV暴發相關的生態學因素進行考慮,是有效緩解風險必不可少的一環,不僅如此,這種考慮還通知并補充了其他部門的風險管理和應急角度。環境部門現在和動物和公眾衛生部門在政策和研究層面上都作出均等的貢獻,這種貢獻在追蹤2011年的18例獨立的外延性案例時,在洲際與跨部門的亨德拉專項小組的成立中尤為明顯。2011年沒有發生人類案例的現象表明了風險溝通上的顯著進展。然而,數量空前的馬的案例卻顯示出,我們并沒有完全找出HeV感染發生的因素。為了使人和動物健康的風險最小化,官方已經與主要的馬匹主人和獸醫等利益相關者開展了廣泛的互動,不僅采取了風險管理的策略,還建議開展對低風險的農場動物和景觀的管理事務,另外還大力支持有效的馬匹疫苗的研發。在政府層面上富有策略性的政策和管理,與利益相關者執行的緩解措施有效聯合,很有可能達到最有效果的風險緩解。無論在澳大利亞是采取哪種方法或是多種方法的聯合應用,由于澳洲有利的社會經濟狀況,在成功的道路上它會比資源貧乏的國家更具優勢。

3 馬來西亞的尼帕病毒 

亨尼帕病毒屬的第二種病毒——NiV,距HeV首次于澳大利亞發現的五年后,被鑒別出(圖1b)。ProMed的第一次報告——關于在馬來西亞的人群和豬身上所正在發生的且最終被辨識為NiV腦炎的暴發性疾病,發表于1998年11月24日,題為“日本腦炎,于馬來西亞重現?”(ProMed 1998)。這次報告包括了那時多種防控措施的信息,包括對霹靂州(馬來西亞)的養豬場工人進行抗日本腦炎(JEV)的疫苗接種,還有通過使用殺蟲噴霧減少蚊子數量,從而減少通過感染了病毒的蚊子進行的JEV傳播過程。當這些措施都沒能成功抑制疾病的暴發時,衛生工作者們也為豬注射了抗JEV的疫苗。

因此,從一開始,甚至在疾病的病因被查明之前,為了控制人群里腦炎的暴發,衛生部和農業部的獸醫局已經開始采取了多學科的相互協作,這次不單從獸醫學和環境衛生的角度出發,人類醫學也涵蓋在內。然而,早期卻沒有與在檢測和控制流行性JEV方面有經驗的流行病學家合作。這樣的疏漏延遲了對引起這次暴發的新型病原體的正確鑒別。而這種新型病毒,作為這次暴發的致病原,被一個在主要調查和響應范圍之外的醫學病毒學家發現,直到1999年3月最終被證實時(Chua2004; Chua et al. 2000),該病毒已經蔓延到新的區域并導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超過130人患病(Anonymous1999)。

一旦發現這次暴發的病原體為一種新的副粘病毒,尤其是一種類似于HeV的病毒后,就需要國際力量參與其中。世界衛生組織,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以及其他部門都向馬來西亞派遣了援助小組,其中包括流行病學、臨床微生物學、人類和獸醫學、宿主生態學、危機管理學和后勤學的專家們(圖1b)。在這個階段,對NiV暴發的反應即為我們現在所說的同一健康方法,其中不僅包括了多學科的參與,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種朝著一套共同目標而協調合作的努力。之后,馬來西亞政府決定清除已感染病毒的及其附近的養豬場,授權提供給研究和控制過程的參與者們以更多的個人保護設施,隨著這些措施的執行,這場暴發在隨后的幾周內被控制住。流行病學小組努力辨別對疾病暴發有影響的因素以及個人和農場水平上發生感染的風險因素(Lam和Chua2002;Parashar et al.2000)。由于NiV和HeV有親緣關系,當它一被確認為這次流行病的病原體,狐蝠就被迅速認定為這種病毒的可能儲存者(Yob et al.2001)(圖1b)。調查研究將除了豬之外的家畜認定為可能的中間宿主(Mills et al.2009),并確認了之前在那個暴發農場所發生的人類案例的時間早達1997年1月(Arif和Nipah Virus Study Group 1999)。豬舍附近種了果樹也被認為是狐蝠和家豬之間的流行病學關聯(Chua et al.2002)。1999年出臺的一項規定成功阻斷了進一步的暴發,這項條例規定,禁止牲畜圍欄附近種植果樹,以防止家畜和蝙蝠體液污染果實而接觸,其中蝙蝠體液則包括具有潛在感染性的尿液和唾液。

在1998~1999年NiV的暴發之后,人們對病毒暴發的起因產生極大興趣,并由此開始了一場回顧性多學科的調查,以研究這場暴發的過程和誘因。對狐蝠群體的血清學監測,和通過衛星追蹤得到的狐蝠在馬拉西亞境內的活動特征。都顯示了這一儲存者群體的高度活動性和個體間的緊密聯系,加上它們體內幾乎都存在NiV的抗體(Epstein et al.2009; Pulliam et al. 2012),種種現象都證明這種病毒的傳播之廣泛。對已捕獲狐蝠的監測也突顯了該區域血清學資料解讀的困難,并與宿主體內的感染動力學相關的假設產生矛盾(Rahman et al.2010; Sohayati et al. 2011)。該研究小組著力研究了對這場世界矚目的疫情暴發的時間和程度產生影響的因素,并努力確認這場暴發中可提示預防和監測工作開展的方方面面。這些調查顯示農業的集中化是這場暴發的一個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兩用的農業實踐導致的野生動物和家畜的生態學重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對商業豬的集中化管理最終使NiV一直存在于上述的農場中(Pulliam et al.2012)。 

4 孟加拉國的尼帕病毒

在馬來西亞發現了NiV不久之后,NiV就被認為是2001年孟加拉國急性重度腦膜腦炎的病因(圖1c)。我們對孟加拉國的NiV所了解的大部分信息來自于對人類疾病暴發的調查和反應,包括人類疾病的風險因素。另外,當地在預防進一步的暴發方面,所付出的在完善和補充公共衛生干預措施上的努力,很大一部分都源于這些研究中的發現。和HeV與NiV在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暴發不同的是,在孟加拉國所發生的人NiV的感染似乎主要來自于間接的人蝠接觸,既不通過中間宿主,又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傳播(Luby et al.2006, 2009)。因此,人的健康問題依然是孟加拉國的主要問題。然而,在澳大利亞和馬來西亞的經驗說明了研究NiV通過人和動物間相互作用傳播的重要性,所以在孟加拉國的第一次暴發一經確認,同一健康的方法便被投入應用(圖1c)。

近來,對于人的NiV腦炎暴發情況,孟加拉國采用了被動和主動兩種檢測方法。第一種是鼓勵孟加拉國的內科醫生向衛生和家庭福利部的流行病控制和研究所(IEDCR)上報嚴重疾病的集群發生,同樣的,IEDCR也每天復核媒體的報導,以期找到提示存在NiV的暴發事件。除此之外,六所政府醫院中實施對集群性暴發腦炎的主動監控。負責監控的醫生將符合腦炎診斷標準的病人計入名單,并判斷他們是否與其他確診的腦炎病例發生時間或者空間上的集群。在這些醫院中的其中三所,任何以腦炎為病因且在一月到三月間入院的病人都被采了血清樣本,以測試其中的NiV的抗體含量。因為一到三月是人確診感染NiV最頻繁的時段。孟加拉國的內科醫生,尤其是在NiV感染常發生的地區的醫生,已經從政府報告中了解到,人通常是通過飲用被果蝠污染過的椰棗汁而被感染。因此,國內這些地區的醫生經常調查確診了腦炎的病人與野生動物的接觸情況,以及他們對椰棗汁的飲用情況。已患腦炎的且有過飲用椰棗汁經歷的病人被認為很有可能攜帶NiV。任何滿足上述標準的病例一經確認,醫生便會通知當地的衛生局。

一旦有人類感染NiV的案例被上報,緊接著就會開展多項調查以評估牲畜或者野生動物在傳染中的角色。調查小組將會探訪案例發生地并詢問所有近來所發生的動物的患病或者死亡的事件。患病的動物將受到獸醫的診斷,部分也會作為實驗室樣本被收集以備實驗室診斷。近期死亡的動物也可能為了檢查和樣本收集被掘出。另外,案例中的病人在疾病發作之前的兩周內與患病動物的接觸史,也通過與病人家屬的訪談過程被系統地調查。由于NiV的高致死率(>70%),大多數的病人都不能親自提供信息。流行病學研究對比了病例組和來自同一區域的控制組的接觸史,來判斷是否與動物接觸或者與HIV感染相關的特種。盡管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牲畜疾病暴發和人類疾病暴發確實有直接的關聯,但是孟加拉國的感染者從未發現與家畜和臨近地區家畜有明顯的聯系。然而,在2001年和2003年的兩場暴發中,流行病學研究表明,病例組很可能比控制組與牲畜有更多的接觸(Hsu et al.2004)。除此之外,一名感染NiV的兒童也被報告與死于明顯的神經疾病的山羊接觸,但是這些動物在調查期間都難于取樣(Luby et al. 2009)。

在人類疾病暴發過程中對野生動物角色的調查將注意力集中在了當地的儲存宿主——大狐蝠身上。最初的研究將野生動物范圍劃得更為廣泛,卻沒能找到其他野生動物被感染的證據,因此,研究重點仍集中在狐蝠屬(icddr, b2004)。野生動物生態學家以及與暴發小組共事的獸醫通常捕獲并收集暴發地內外的狐蝠樣本,來判斷NiV的血清陽性率和NiV的散發率。病例組的患者也被系統地收集了與果蝠的接觸史,包括捕捉和食用果蝠,居住在果蝠的棲息地附近或下邊,以及食用了可能被污染過的食物。基于之前馬來西亞推測的蝠豬傳播途徑為被蝙蝠咬過(或以別種方式污染)而掉落的水果(Chua et al. 2002; Pulliam et al.2012),孟加拉國的民眾調查著重于詢問病人是否食用過有明顯動物咬痕的水果。盡管病例組的病人經常報告食用過有動物咬痕的水果,但是這種報告卻不多于來自同一社區的控制組。但是與此相反,對椰棗汁的飲用卻不斷與人類感染NiV表現出緊密的聯系(Luby et al.2006, 2009; Rahman et al. 2012)。基于這些發現,人們開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觀察蝙蝠如何污染椰樹汁液(Khan et al.2010),另外,阻斷蝙蝠接觸樹汁的干預途徑已經成為孟加拉國亟待發展的預防NiV感染的干預手段重心之一(Nahar et al.2010)。

在疾病暴發調查中使用同一健康方法的關鍵,就是集合一個有著必要技能和經驗的調研小組。經過了過去的十年,孟加拉國的暴發研究小組已經逐步形成一個包括了醫生、流行病學家、獸醫、野生動物學家、病原體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小組。其中要把衛生與家庭福利部、畜牧漁業發展部,以及環境與林業部的政府合作者聯合起來調查孟加拉國的動物源性疾病這一過程著實耗費了很多心血。跨學科跨部門的工作并不簡單,構建和維持這些聯系也很耗費時間和精力。然而,一旦構建成功,孟加拉國調查NiV的同一健康的方法就成為了其他動物傳染病高發地區應對暴發的十分可貴的應急模板。除此之外,對可能有NiV感染風險的暴露史的調查過程中對定性的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使用,對孟加拉國暴發控制過程中的重要因素的理解(如對生物醫學建議的拒絕)(Blum et al.2009),在孟加拉國都得到了非常好的發展。在澳大利亞和馬來西亞,人類學研究都遭受了忽略,這可能是因為家畜在暴發過程中扮演了中間宿主和放大宿主的角色,而致使國家預防家畜感染的政策和規范的修改已著實成功降低了風險。

5 亨尼帕病毒研究中同一健康范式的擴展

5.1地理學擴展

關于亨尼帕病毒暴發事件的應對和研究,迄今為止已為我們提供了整合不同水平學科的同一健康調研的實例。開始于澳大利亞這一特定的平臺,更好地完善了多學科研究綜合體系的方法,隨著時間流逝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像印度這樣曾報導過多次人類腦炎暴發的地區,也急需將同一健康的方法應用于亨尼帕病毒的調查研究中去。在西孟加拉邦的Siliguri,2001年有研究回顧性地通過血清學檢測測得的病人體內含有抗NiV的IgM抗體,隨后又從病人的尿液中間檢測到了NiV的RNA,病例這才得到確診(Chadha et al.2006)。2007年印度的第二次暴發疫情同樣發生在西孟加拉邦(Arankalle et al.2011),西孟加拉邦是一個與孟加拉國接壤的州。而印度狐蝠的血清陽性率檢測表明,亨尼帕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在這些動物之間流傳(Epstein et al. 2008)。另外,印度暴發區域接壤孟加拉國,地理位置上的相鄰也表明,相似的生態學因素和文化習俗可能對兩國的暴發均造成影響。印度所開展的NiV進一步的研究及其與孟加拉國的跨國合作很有可能增進我們對NiV的傳播的理解,并且有望在南亞地區創造出一個更為高效的公共衛生應對的環境。

在本章所陳述的同一健康的范例中,人和家畜的感染一經查證,相應研究項目便立即啟動。然而,在某些國家,研究項目是伴隨著對野生動物和潛在亨尼帕病毒儲存宿主的調查開始的。例如,近年來的血清學和病毒學研究表明,亨尼帕病毒存在于非洲蝙蝠體內,甚至可能是起源于非洲蝙蝠(Drexler et al.2009, 2012; Hayman et al. 2008a)。然而,因為在大多數高危區域,對人和動物的監控系統十分薄弱,所以這些地方內人和牲畜的感染報告病例數低的現狀究竟是由于監測的缺乏還是傳播確實發生得少引起的,事實上也并不明朗。血清學研究表明,加納(Ghana)的豬類可能接觸過一種疑似亨尼帕病毒的感染(Hayman et al.2011),但是在這些國家卻沒有可用的檢測亨尼帕病毒感染的系統。至今為止,非洲的唯一一個已經確認的亨尼帕病毒的儲存宿主是黃毛果蝠,它在基因上和行為上都與狐蝠十分相似(包括棲息地接近人類這一特性)。因此在非洲進行同一健康方法的實踐應用,將會為洲際的對比研究提供一個十分有趣的機會,或許可能幫助闡明暴發的一般誘因。例如,在非洲、亞洲和澳洲,已發現狐蝠和黃毛果蝠是遠距離遷徙的動物(Breed et al.2010; Epstein et al.2009; Richter和Cumming 2008)。這種儲存宿主的高度遷移特性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因為交界面研究在理解促使生態學改變的過程中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反過來也會影響暴發發生的可能性(Plowright et al.2011)。同一健康范式的合作性本質在所需的交界面研究方法的發展中也很有幫助,尤其是當互補的專業知識在每一個利益相關的國家中能夠得到充分利用的時候。

5.2跨學科的擴展 

在澳大利亞和孟加拉國,亨尼帕病毒從蝙蝠到人和家畜的傳播仍然在發生,這一現狀表明了要阻斷野生動物源性病原體的傳播是十分困難的。當商業化行業中,如馬來西亞大范圍的豬類養殖,以及作為正規的商業部分的家畜,當它們在更加富有的國家中被卷入暴發中時,對這些行業相關政策規范的修訂就可能會在降低風險方面獲得更為顯著的成功。然而,當僅僅是由于人的自身行為使其接觸到蝙蝠才造成蝙蝠到人的傳播時,我們認為,只有在法規修訂者考慮到人類接觸的動機后,對暴發的緩解措施才能夠收到更大成效。

理解人們與蝙蝠的相互關系和人們主動接觸的動機,有利于設計相應的干預措施,以降低疾病傳播的風險,并減輕人類活動對蝙蝠數量造成的可能損害。在孟加拉國,污染過的新鮮椰棗汁被認為是NiV傳染給人類的主要機制。孟加拉國對NiV的反應,已經成為人類學研究整合到亨尼帕病毒暴發的應對措施中的范例。隨著社區投入的增加,孟加拉國的干預措施獲得了不斷地發展,也因此提升了市區的接受率,增加了干預措施的可行度。當地風俗中使用竹席蓋住椰棗汁收集點的做法,經研究者分析被認為是一項潛在的、能夠降低暴發風險的干預手段。在竹席被應用的區域,這種行為的原始目的是預防椰棗汁的污染,以便于收獲“干凈的”更加高質量的椰棗汁,而不是為了預防NiV的傳播。

對人類學研究與日俱增的應用在整個亨尼帕病毒的研究范圍中大有裨益,尤其是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人蝠接觸所在的文化環境情形。例如非洲和亞洲的人們會捕獵到可能感染過亨尼帕病毒的蝙蝠(Epstein et al.2009; Kamins et al. 2011; Struebig et al. 2007),但是捕捉這些蝙蝠的動機卻沒有被闡述清楚。這些被捕捉的動物,或許能夠增加額外收入,或許是被當做蛋白質的來源,又或者在文化習俗上對捕獲它們的人類族群有重要意義。這些因素不僅會影響人們對蝙蝠價值的認知,也會影響他們多大程度上愿意遵從政府建議的暴發緩和措施。

例如,在Ghana的阿克拉,當地的傳說中說,蝙蝠是隨著當地(Kibi)的一個酋長而到達這個城市的,由于酋長在阿克拉的醫院逝世,蝙蝠也從那以后停留在了阿克拉。黃毛果蝠現在依然棲居在醫院庭院、市區和軍隊營區附近的樹上。軍隊最近曾嘗試控制蝙蝠的活動,包括移走樹木以避免蝙蝠在公共場所或軍隊營地棲居或排便排尿。然而,出于保護野生動物的原因,此舉遭到了Ghana林業委員會的野生動物部的阻止(Hayman,個人觀察)。這一移走樹木驅趕棲居的蝙蝠的舉動同樣也不受到大眾的歡迎,原因一方面在于人們想要躲在樹下遮陰,另一方面人們還想捕捉蝙蝠作為食物(Hayman et al. 2008b;Kamins et al.2011)。這些對居住在城市的蝙蝠的復雜反應以及Ghana當地的民間傳說表明,如果非洲的亨尼帕病毒導致了人和動物的感染,即便是當地減少人蝠接觸的敏化方法,到那時也是可能也是需要的。

6 結論

總之,我們建議使用同一健康的方法,它不僅提供了對亨尼帕病毒跨物種感染復雜誘因的更全面的理解,也提供了減緩傳播的最合適的辦法。這種方式對亨尼帕病毒尤為重要,一方面是因為有時人和家畜都會發生戲劇化的感染,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暴發也是由人類行為和宿主生態學之間的相互作用引起的。由農業發展造成的生態學改變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會影響人蝠接觸、畜蝠接觸和蝙蝠群體內感染動力學的變化(Plowright et al. 2011; Pulliam et al. 2012)。同一健康的方法,就像所有有效的合作一樣,需要各方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及對互補技能的相互認可。我們相信,增加生態學家和社會科學學家(如醫學人類學家)在病毒學、獸醫學和流行病學研究的有效參與,在理解暴發過程和對當地控制措施進行適當有效的補充的過程中,是十分必要的。由于諸如孟加拉國的政府機構的自頂向下的干預收效甚微或耗資過大,因此合適的社會科學家的加入在類似孟加拉國的地區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文中所陳述的每一個案例研究中,我們已經看到,跨學科的合作與日俱增,單一學科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觀念也逐漸受到廣泛認可。在發展和補充亨尼帕病毒研究的同一健康方法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些進展也為那些在其他發生動物源性感染以及暴發性疾病的地區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通用模型。


文字來源:人民衛生出版社《同一健康與新發傳染病》(主譯  陸家海  郝元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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