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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健康: 香港經歷的禽流感

同一健康:香港經歷的禽流感

L. D. Sims,MalikPeiris

摘要  1997年香港發生的H5N1禽流感促使人們通過發展“同一健康”的理念去應對新發傳染病,這種理念在SARS和2009年H1N1大流行中也用到過。家禽市場和養殖生產體系的評估,人—動物交互作用的調查使得人們明確了解人類感染禽流感的途徑和促使禽流感病毒生存繁殖的因素。通過主動、系統地監測健康和患病的家禽與野鳥,找到了病毒進化發生于更廣泛區域的依據。流行病學和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幫助闡明了家禽市場和活禽市場在禽流感病毒持續存在中起到的作用,這為阻止病毒傳播干預的影響提供依據。在香港,通過加強禽類生產和銷售環節的生物安全、主動監測并進行免疫干預,防止了H5N1病例的進一步發展與疫情暴發。此類策略使人們理解SARS的出現,也可防止它再出現。對豬進行流感監測可預測2009流感大流行的出現、流感從人群轉向豬群的逆向傳播以及豬群中全新的重組病毒的出現。“同一健康”策略并非無需投入,它需要在維護動物養殖業的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以及對文化習俗保持敏感的同時,實現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優化。

1 引言 

同一健康被定義為:“為實現人、動物和環境的最佳健康,地方、國家乃至全球的多學科共同合作。”(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2008),這個概念在過去的四年中受到極大程度的關注。然而這并非新的概念,在此之前已經有同一健康被運用的例子,特別是像解決狂犬病這樣的動物源性疾病時。幾百年前,即使環境因素和傳染病之間的交互作用機制還不清晰,人們就已經意識到環境因素在傳染病中的作用(Brandt 2012)。在香港這座人口擁擠的城市里,傳染病可以迅速暴發蔓延,這為運用同一健康理念去預防控制人畜共患病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1997年,發生了可感染人體和其他動物并導致嚴重動物源性疾病的H5N1的潛在流行,而與之對抗的經驗是最好的實戰案例。同一健康理念后來也運用到其他疾病,如SARS中。如果沒有人類健康和動物健康專業人員的緊密合作,沒有認識到導致H5N1發生、持續及傳播的生態學因素(人為和自然),人畜共患疾病就無法被有效預防控制。 

2  香港1997年前的流感研究

中國香港和內地南部進行的動物流感病毒研究起源于這些病毒與人類疾病之間的關系。據文獻報道,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高峰期,中國沿海城市的豬群中也暴發了流感疫情并導致較高的死亡率,預示著流感病毒可能由人群感染轉向豬群(Chun et al. 1919);這讓人聯想到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1977年進行的一系列研究中,Shortridge等人研究了動物病毒以了解人類流感大流行的出現(Shortridge 1992)。在這些調查中,他們闡述了這些地區發生于家禽、野鳥、豬和馬等動物的流感病毒的生態學,證明了在家禽中循環傳播的流感病毒亞型的多樣性,同時闡明了家禽中鴨攜帶流感病毒亞型的比例高于雞和其他陸生鳥類(Shortridge 1982)。分離出來的所有禽流感病毒(包括H5N2和H5N3)均符合低致病性流感病毒的標準。

Shortridge報告稱1968年(如A/Hong Kong/1/68-like viruses)的人類A型(H3N2)流感病毒在人群中經過長期連續的抗原漂移,抗原發生了改變,但在豬中卻一直未改變。他預見性地指出 “豬有可能成為將來人類流感大流行的潛在宿主,可能是人和豬流感病毒基因重組的源頭”(Shortridge et al. 1977)。考慮到中國的農耕方式使家庭式養殖的鴨或其他家禽與豬和人具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這表明豬可能是流感大流行發生的混合器(Scholtissek et al. 1985)。自從1957年和1968年流感大流行始于中國,中國就成為了流感大流行的中心(Shortridge和Stuart-Harris 1982)。另外,Shortridge也調查了1992年香港賽馬中發生的馬流感(H3N8)暴發等(Watkins et al. 1993)。

3  1997年H5N1禽流感事件

1997年3月,香港某農場暴發禽流感疫情,導致全部雞死亡,香港漁農自然保護署和香港大學聯合研究所證實這是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H5N1亞型病毒所致;另外兩個農場在1997年4、5月也報道了由相同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疫情的暴發;接下來的6個月盡管調查了幾起農場的暴發但沒有發現H5N1感染案例,同時向世界動物健康組織(OIE)報告了該事件。由于農場中暴發致病性禽流感時未曾想到與公共衛生相關,所以公共衛生當局(衛生部)沒有接到任何報告。

1997年5月,香港一個兒童感染流感病毒并死于“雷氏”綜合征,從該兒童身上分離到的流感病毒依據傳統的流感抗血清的方法無法分型。于是將其送到世界衛生組織(WHO)流感合作中心和參考實驗室檢測。3個月后病毒被證實是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Claas et al. 1998)。回頭來看,如果同一健康理念能盡早被運用,相關的公共衛生部門能在早期警惕家禽中的高致病性H5N1病毒,從兒童身上分離的病毒鑒別就能更早完成。這起事件如催化劑一般,增強了政府部門間、政府部門和大學間在具有潛在公共衛生意義新發傳染病方面的溝通,這種溝通在1997年后期變得至關重要。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吸引了國際社會的廣大關注,因為它是人們所知的首例對人和禽類都可致死的禽流感病例。人類病例感染的來源從來沒有被證實過,但隨著后續研究的進行,合理的假設是H5N1病毒可能存在于活禽市場(live poultry markets, LPM)中。在中國南方以及很多其他亞洲國家,禽類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他們喜歡吃新鮮而不是冰凍的家禽,這種飲食傾向導致大量活禽零售市場的存在。

首發病例之后的4個月沒有新病例報道,最初人們認為這是單個病例。然而11月初檢測的一系列病例證明這一假設是錯誤的,12月初在家禽市場出現了禽流感。隨著禽流感病例數的上升,人們采取了一系列的臨時控制措施,包括暫停活禽市場交易和加大活禽市場清潔力度。然而即使這樣,病例仍不斷增多并伴隨死亡病例,18個病例中就有6例死亡,不過并未出現人傳人的證據。當地和國際媒體對可能發生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嚴重性相當的流感大流行甚為擔憂。

12月27日一個當地農場的雞群被發現存在禽流感感染,第二天,主要的家禽批發市場中也有一批雞出現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癥狀。在評估禽流感病毒的持續性暴露所引起的危害后,考慮到其不僅僅對香港市民存在威脅,也對全球公共衛生有潛在威脅,當局決定滅殺香港所有農場和活禽市場的雞。基于當時的可用信息,從疾病預防控制的首要原則出發,香港政府必須做出這些決定。從12月29日開始,5天的時間內大約150萬只家禽被宰殺并送至填埋場進行了適當的填埋。1997年香港這些措施的實施清除了H5N1病毒,在撲滅所有的家禽后沒有新的病例出現。

在1997年大面積撲殺之前和撲殺過程中,多個跨學科調查同時進行,不斷有證據顯示家禽和活禽市場在流行病學中的重要性。香港的市場監測研究顯示市場的家禽感染率很高,在大面積家禽屠宰期間市場上感染率近20%(Shortridge 1999)。這也證明在市場采取措施以控制感染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人群高度暴露于受感染的家禽,但有限的發病例數卻說明病毒從禽到人的傳播效率較低。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受邀參與香港流行病學調查,幫助評估人感染禽流感的危險因素。調查發現發病前7天內到過活禽市場是主要危險因素(Mounts et al. 1999)。總的來說,與禽類從業人員、公共衛生人員以及參加屠宰行動的政府工作人員相比,普通人群H5禽流感抗體陽性的人數很少,這說明病毒從禽到人和從人到禽的傳播相當有限(Buxton Bridges et al. 2000; Bridges et al. 2002)。

香港滅殺所有農場和市場上的家禽后,進行了徹底的清洗和消毒。在提高農場和市場衛生以及加強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實施了大量的新型的預防措施以降低將來病毒入侵的風險。 

4  1998年活禽交易回顧

經過1997年驚心動魄的突發事件后,公眾和政治的預期是H5N1禽流感不會再在香港發生了,并且病毒在家禽中可被控制。要做到這一點,主要需要了解這種導致病毒出現、持續存在及傳播的因素。此時,中國內地以及其他更廣的地區沒有人群間和禽類間禽流感感染病例的報道,但這不能認為H5N1禽流感病毒不會繼續循環傳播(這種假設后來證明是正確的)。

在1997年H5N1禽流感暴發期間,香港家禽的飼養和銷售系統主要集中在中等規模的家庭養殖戶(主要養殖了10,000~20,000只家禽)。大多數農場的生物安全措施較差,對外來者很少采取防護措施。家禽養殖戶的房屋沒有防護措施,大多數農戶將多批次不同年齡段的家禽養殖在同一或相鄰的棚子中;由于用地不足,許多農場很集中,以至于有些地方每平方公里有20個獨立經營的農場。

零售和批發的活禽市場衛生條件和管理程序都比較差,使禽流感病毒得以長期存在。零售攤檔很少閑置,以至于有些家禽在市場上停留的時間比禽流感的潛伏期要長。市場攤檔售賣不同種類的家禽,市場也沒有控制禽類或人類出入的措施。一些商販把批發市場上買來沒有賣完的雞帶回租用的農場(雞舍)。這些“雞舍”往往離其他農場很近。

基于已知的禽流感病毒流行病學特點(例如病毒通過泄殖腔排出,水禽可能是病毒的短期攜帶者),以及中國香港與內地南方地區的生產和市場系統特征,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減少農場和市場感染的可能性。

這些措施包括:

l 用塑料籠子取代木籠子;

l 清洗從批發市場來的籠子和車輛;

l 嚴格控制家禽來源,只選擇中國南方部分農場的家禽輸入香港;

l 修改法規防止沒有銷售完的家禽從市場又運回農場;

l 檢測所有到香港來銷售的貨物以及抵達香港的家禽。

在香港或進口香港的鴨鵝,不再和陸生家禽一起儲存、銷售和運輸。它們各自有相對分開的批發市場以及相對獨立的屠宰場,為活禽市場提供新鮮的禽肉類。鑒于按原來的飼養方式,將很難保證鴨和鵝的飼養不受感染的考慮,故設立了上述措施。隨后對鴨和鵝屠宰場的監測也證明了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如1999年在鵝中檢測到禽流感病毒(Cauthen et al. 2000),而2000年和2001年在鴨中檢測到禽流感病毒(Guan et al. 2002a)。

香港所有的家禽養殖場必須符合新制定的衛生條件,實行新的生物安全措施才能拿到營業證。政府重新整頓了主要的批發市場,一部分設施簡陋的屠宰場所被關閉,同時禁止在批發市場里宰殺禽類,但可在活禽市場零售攤檔進行宰殺。在這些措施實施前,有關措施將帶來的變化及所需的財政支持必須得到香港商貿的同意,也需要中國內地負責供港家禽農場的官員的認可。活禽批發、銷售市場在7周內恢復了交易,當然這段時間也實施了上述措施。

監測系統也進行了加強,運到市場上的每一批次的家禽都需要進行糞便棉拭子采樣,并進行常規的監測,從而減少流感病毒的殘留。血清學的監測也在每批次家禽中開展了,主要是檢測H5抗體。盡管偶爾檢出血清學陽性,但是在集中運輸的雞群中有血清學陽性的雞并沒有分離到禽流感病毒。無論怎么樣,血清學監測項目存在的目的是確保養殖場免受H5N1感染。

負責衛生、農業、市場及環保的管理部門和政策制定部門經常召開會議,具體操作的工作人員也經常召開這類會議。“禽流感工作組”的建立把農漁業衛生、食品與環境衛生、醫院管理局和大學緊密聯系在一起,無論何時發現異常,工作組人員馬上開會討論。“禽流感工作組”后來被“動物源性疾病和新發傳染病委員會”取代,仍繼續為衛生部門提供禽流感和其他新發傳染病方面的建議。如此,多部門協作同一健康在香港實踐了同一健康理念,且共同努力以實現目標(Anholdt et al. 2012)。

5  病毒的基因特征和其他研究

1997年從家禽和人群病例中所分離出的禽流感病毒基因特征,為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來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從家禽和人類病例中分離的H5N1禽流感病毒非常相似,保持了禽流感所有8個基因片段的特征,沒有出現人和豬流感病毒重組的證據,說明禽到人的傳播是直接的。病毒的紅細胞凝集素保持的特征提示病毒在禽類細胞中偏向鏈接α2-3唾液酸(Claas et al.1998; Suarez et al.1998; Subbarao et al.1998)。1996年廣東省暴發了鵝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并首次從中分離到的A/gs/Gd/96——高致病性病毒H5N1的類似物,具有香港1997年H5N1病毒的血凝素(Xu et al.1999)。其他H5N1基因片段可能來自鵪鶉或其他家禽中普遍存在的低致病性H9N2或H6N1禽流感病毒。這個特殊的基因特征從未被發現過,因此,H5N1/1997可能通過gs/Gd/96和H9N2或H6N1病毒重組而獲得,起源于香港或供港的農場(Guan et al.1999; Hoffmannet al.2000)。 

6  持續主動監測活禽市場

持續主動地對香港進口家禽開展的病毒學進行監測,發現了其他流感病毒亞型存在的證據,特別是經常從市場上的家禽樣本中分離出來的H9N2和H5N1病毒。另外,自1999年來,偶爾可從直接輸入鴨鵝屠宰場的鵝中檢測到gs/GD/96,即高致病性病毒H5N1的類似物(Cauthen et al. 2000),這表明gs/GD/96病毒在中國內地的鵝群中持續循環存在。從2000年進口到香港的鴨、鵝體內所分離到的病毒中,發現了在鴨中存在重組病毒的依據,這提示病毒在鴨中進行著快速的基因變異(Guan et al. 2002a)。這一現象警示人們H5N1病毒無論是其地域性還是基因特征都在發生變化。一旦這些信息被證實是有價值的,便在禽流感控制部門之間無條件共享。香港的活禽市場1998年恢復交易,雖然主動系統的病毒學監測還在繼續,但仍存在巨大的挑戰。

因此,當2001年在香港活禽市場再次檢測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時并不令人吃驚。通過每月常規監測活禽市場的糞便標本,可以從看似健康的禽中檢測到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后來,這些活禽市場出現了大批禽類死亡,引發了香港所有活禽市場上再次撲殺了1,300,000只家禽,主要針對那些由于活禽市場關閉,農場里無人問津的家禽(Sims et al. 2003a, b)。gs/GD/96,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的類似物已經被重組的新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取代,該病毒與H5N1/97完全不同(Guan et al. 2002b)。重要的是,如果沒有積極地在這些市場看似健康的家禽中開展病毒學監測,最初的H5N1病毒的入侵可能不會引起注意,幾個月后導致人群重新暴露于動物源性疾病的風險將大大增加。分離的病毒進行著快速的進化,從2001到2003年期間多種基因型的進化枝0,1,3,4,8均可被檢測。

這件事過后,家禽市場管理上很多新的控制措施開始實行,包括在家禽批發市場休市的同時,所有家禽零售市場強制性休業一日。在休市前一天晚上,要求所有的活禽售完或屠宰。休市期間市場必須是零存欄,同時也要進行市場清潔、消毒處理。后來一項以流行期間家禽H9N2亞型作為觀察指標的研究顯示休市對降低病毒的分離率有很大的作用,也顯示病毒雖不經常入侵市場,但在活禽零售市場卻可以增殖并持續存在(Kung et al. 2003)。由于有新的家禽投放到市場,大量新鮮的家禽在屠宰前在市場中會存放1天或2天,而在這段時間里,如果市場沒有明顯大規模的禽鳥死亡,而未采取措施,則足以使病毒傳播開(因為時間太短可能會使疾病癥狀不能充分表現出來,H9N2病毒不同亞型之間的交叉免疫可能對感染H5N1病毒的禽鳥發生嚴重疾病起到了作用)(Seo和Webster 2001)。

2001年當新的重組病毒在市場中檢出時,人們還不知道該病毒是否具有感染人的能力。G1同源的H9N2來源于家禽市場的鵪鶉。為了減少H5N1和 G1同源的H9N2病毒的重組機會,避免如1997年那樣的新型H5N1病毒的出現,便在生產和市場的各個環節將活鵪鶉和其他家禽隔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活鵪鶉不能在香港活禽市場出售,而是進口外地新鮮屠宰的鵪鶉進行販賣。   

圖1 香港2002年病毒通過家禽市場銷售鏈可能的傳播路徑(引自Kung et al. 2003, 2007;Sims et al.2003a, b)

然而,2002年1月在家禽市場以及在當地的雞養殖場中又檢測出H5N1病毒。這個農場所有家禽隨即被宰殺,由于這個農場所在區域家禽農場密度很高,與這個農場相鄰的農場也進行了檢疫與撲殺。到2月中,附近18個農場中有17個因有病毒感染而進行了禽類殺滅。市場中H5N1病毒基因型有多種(n=6),一小部分影響到農場(3個基因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這一小部分基因型入侵農場后造成了一定規模的橫向傳播(Sims et al. 2003b; Kung et al. 2007)。病例對照研究圍繞農場的經營模式和其他增加感染的危險因素開展,研究表明家禽直接從農場銷售到零售市場(籠子在市場經過徹底的消毒后,返送回到農場)增加了農場的感染風險(Kung et al. 2007)。活禽市場的銷售起到了病毒放大器的作用,也把病毒散播到了農場。這樣,活禽市場于家禽銷售而言是條死胡同,但對病毒來說卻非常有利。這些觀點在亞洲其他國家的市場和交易中得到了驗證(Indriani et al. 2010; Samaan et al. 2011)。  

香港所采取的H5N1控制措施以及監測持續到2002年,實踐證明1997年和2001年的干預成功地消除了禽流感病毒。然而,H5N1病毒基因循環而持續存在,并正在大范圍地區發生著變異。

2002年2月底,在一個家禽密度很高的地區的雞中檢測出禽流感病毒陽性,而這家農場之前并未被感染。3周之內,這個地區其他的農場也被證實受到了感染。隨即所有受感染農場的全部家禽被撲滅,剩余的21家農場則用來進行疫苗實驗。該事件為生物安全、市場干預效果以及目前撲滅措施的效果提供了輔助依據。商業性疫苗包含滅活的H5N2抗原和相關佐劑。每個實施接種的農場都有一些雞沒有接種疫苗,這些雞用作哨點監測,是高致病性禽流感入侵農場的指示劑。該期間的疫苗實驗證明,接種過疫苗的家禽暴露于H5N1后可以避免發病,所排出的病毒也比沒有接種疫苗的雞排出的少(Ellis et al. 2004a, 2006)。

香港2002年12月,分別在兩個公園圈養的水禽中暴發了H5N1疫情(彭福爾德公園;九龍公園),波及鵝、鴨、天鵝以及圈養的大火烈鳥和野鳥(小白鷺,灰蒼鷺,黑頭鷗)(Ellis et al. 2004b)。這是亞洲首次關于H5N1同系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PAI)的報道,該病毒可致鴨和野鳥感染嚴重的致命性疾病 (Sturm-Ramirez et al. 2004) 。之前人們之前認為HPAI不會在鴨子中產生嚴重疾病,1997年的病毒的實驗研究也表明如此(Perkins和Swayne 2002)。九龍公園是大量稀有保護物種的天堂,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嚴格隔離,撲殺患病的禽鳥,加強清潔,同時接種疫苗,雖然損失了大量有價值的珍貴鳥種,但最終還是成功地控制了疫情。這段時間在個別活禽市場和家禽養殖場中發現了H5N1禽流感病毒。疫苗接種項目普及其他農場,但在沒有實施接種的相鄰農場中,暴發卻相繼出現。而在疫情暴發來臨之際,免疫接種對于未受影響的養殖場來說是控制疫情很好的手段(Ellis et al. 2004a)。

2003年2月,正值SARS疫情初期,從福建省回港的一家人中發現了兩個H5N1禽流感病例。感染人的病毒H5血凝素均來源于gs/GD/96 ,H5N1同系物,也就是說引起1997年香港暴發的毒株是源于gs/GD/96具有進化枝0的血凝素基因,而2003年人感染病例的血凝素基因則屬于病毒進化枝1,但有不同病毒的內部基因(基因Z+),這種H5N1病毒基因型更容易感染人類。

到2003年12月,疫苗接種覆蓋到香港所有的家禽農場以及中國內地所有供港的家禽農場。同時實施了其他的一些長期的預防措施,例如要求養殖場保持良好的管理記錄,增強清潔和消毒設施,種雞和仔雞飼養場所分開,裝上鐵絲網防止鳥類進入農場飼養棚等。盡管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廣大地區持續循環存在,但香港這些措施很好地預防了新一輪的病毒入侵,從2003年12月到2008年6月期間對養殖場和市場高密度的監測中未發現H5N1病毒。

7  2004年后期:東南亞及其他地域關于H5N1暴發的廣泛報道

在SARS暴發后期,隨著亞洲許多國家嚴重“非典型”肺炎的診斷和監測能力的提升,中國內地診斷了H5N1病例(回顧性調查),越南、泰國分別在2003年末和2004年初均報道了H5N1病例,緊接著柬埔寨、中國內地、印度尼西亞、日本、老撾、馬來西亞和朝鮮也在家禽中發現并報告了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主要是由Z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進化枝1、2.5 以及2.1基因型引起的(Li et al.

2004)。H5N1(進化枝2.2)病毒2005年4~5月份在中國青海湖遷徙的候鳥中引起暴發之后(Chen et al. 2005),病毒在中亞和南亞、中東、非洲和歐洲蔓延開。到2006年末,阿塞拜疆、中國內地、吉布提、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拉克、泰國、土耳其和越南累計報告了115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WH0 2012)。值得注意的是,當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在重要地區以及跨州傳播期間,香港地區的人和家禽卻免受災難,這一定程度歸功于之前的干預措施。

香港開始在Mai PO自然保護區以及濕地公園開始對野鳥開展主動監測,同時在香港各地出現的死鳥中開展檢測。從2005年開始,農漁保護部門為收集到的死鳥和病弱鳥提供全天候的檢測服務。例如,2007年檢測了8700只野鳥,直至2012年,100多只鳥被檢測出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當時在Mai PO自然保護區的野鳥中檢出了一系列不同亞型的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并沒有檢測到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Leung 2011)。然而,監測項目組不斷在其他水禽鳥(如池鷺,灰鷺,白鷺)、捕食鳥(游隼,禿鷹)、雀科鳥類中檢出H5N1(Smith et al. 2009; Ellis et al. 2009),而且通常是在冬天獲得陽性結果。雖然大范圍的家禽被感染時,候鳥和捕食鳥的感染可被理解,但關于雀科鳥類的感染來源始終是個謎。在香港和其他亞洲國家,鳥類放生這種宗教和文化活動很常見。這種需求促進了商業化大規模捕鳥行動以及跨境鳥交易市場的繁榮;據估計有680,000~1,050,000只鳥通過正規渠道合法地進口到香港(有些是通過非法途徑)。盡管缺少直接的證據,有人推測這些鳥可能是通過進口和貿易感染的。放生受感染的鳥類可以解釋為何出現檢測到受H5N1感染的死鳥(Chan 2006)。香港2006年和2007年寵物鳥市場的聚集性病例可以為這種假設提供進一步的證據。然而,2008年檢測模式改變后,再也沒有在附近的市場中檢測到感染H5N1的死鳥(不詳2006)。

2008年在外表健康的家禽中開展主動監測,隨之許多活禽市場均檢測出H5N1病毒,病毒的來源雖不確定,但是家禽零售市場中近6000只家禽被宰殺。2008年12月香港一個家禽農場有出現了病毒感染的情況,警報隨著雞群的死亡又被拉響,原因是病毒進化枝2.3.4發現了抗原變異并打破了H5疫苗免疫屏障(Leung 2011)。然而,近年來,香港在野鳥中檢測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多數是2.3、2.1病毒支系。這些發現表明持續地監測、及時更新疫苗抗原從而匹配流行毒株的重要性。這樣的整個過程目前在中國內地發展得較為良好。

進一步在香港活禽市場進行的干預措施包括禁止存欄過夜。這個措施的實施大大減少了禽流感的感染率(用H9N2作為指示物),但同時導致禽類交易量的顯著降低。

2010年11月和2012年5月香港再次發現2起禽流感病例,患者均是在中國內地被感染的。病毒來源于禽類,與之前的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的病毒來源相同。

8  結論 

香港過去15年遏制H5N1禽流感的經歷說明了采用同一健康策略的重要性(表1)(Anholdt et al. 2012)。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從1997年起就沒有H5N1禽流感本地感染病例,盡管來自中國內地和其他地方的暴發威脅一直存在,但2003年末以后,僅在養殖場和市場檢測出3例病例。所有的這些歸功于減少人群暴露與感染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是基于經驗、試驗和從1997年開始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所制定的。2003年后在亞洲、非洲和歐洲其他國家出現H5N1流感病毒時,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香港的經驗教訓。

預防控制H5N1禽流感項目的主要目的是預防人類發生感染,從而降低該病毒的哺乳動物宿主適應性,減少造成人傳人的風險。

對香港1997年市場和養殖場的衛生狀況惡劣的原因進行反思,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此前沒有發生過家禽動物源性疾病的暴發,香港之前沒有發生過禽流感,因此即使家禽發病,養殖和銷售人員也只著眼于自己的利益。1997年這種情況發生了顯著性的改變。經歷過H5N1暴發的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就香港而言,除非有明確要改變的動機或者資本投資可以提高產業系統,否則不會出現明顯改變。

同一健康理念也運用到其他新發傳染病中如“SARS”。經過證實狩獵動物市場與餐飲行業所進行的動物交易可能是一種“放大器”,同時是疾病跨物種傳播至人的來源。這讓人聯想到了活禽市場在H5N1禽流感傳播中扮演的角色(Guan et al. 2003)。這些事實讓廣東當局下定決心控制市場,禁止販賣果子貍,防止了SARS疫情的再次發生(Wang et al. 2005)。通過研究動物宿主發現了蝙蝠是SARS冠狀病毒的來源,同時也認識到蝙蝠是包括冠狀病毒在內的很多類病毒的儲存宿主(Vijaykrishna et al. 2007)。

實施同一健康措施,雖然收效顯著,但并非零成本。為了消除導致人感染的危險因素,香港禽類行業損失巨大;在抗擊H5N1的行動中,家禽行業的任何經濟利益都是處于次要地位的。事實上,很大比例的銷售和養殖人員不再從事銷售和養殖行業,從政府那里拿到補貼后就停止了生意。1997年香港有160家農場和800多個賣活禽的攤檔, 到2012年只有30家農場和132個賣活禽的攤檔了(政務署報告, 2012年),活禽交易量從每天100,000只跌到16,000只。香港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不適用于每個地方 (Indriani et al. 2010; Samaan et al. 2011)。

目前冷凍家禽的交易量較大,這為集中飼養和集中屠宰帶來了一系列新挑戰(Sims 2011)。對家畜進行監測可以發現人類健康的潛在威脅,同時又會給家畜交易帶來經濟上的負面影響。豬流感的監測資料缺乏便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即使是發達國家,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前或后也是如此。盡管在2009年,亞洲沒有出現流感大流行疫情,但香港長期對屠宰場進行監測,這些定點監測的結果將會為大流行的出現提供獨特的解釋(Vijaykrishna et al. 2011; Yen et al. 2011)。如果同一健康措施要達到預期的效益,就必須謹慎小心地實施,要考慮到各利益方的所有需求,以確保食品安全和食品供給不受到影響。

文章來源:人民衛生出版社《同一健康與新發傳染病》(主譯  陸家海  郝元濤)本文經主譯同意發布,未經主譯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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