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rling – HTML5 Responsive Website Template

新聞資訊

行業資訊●政策信息●展會信息●健康資訊●活動資訊

南部非洲傳染病監測中心——同一健康實際上的核心模型

南部非洲傳染病監測中心——同一健康實際上的核心模型

MarkRweyemamu, Dominic Kambarage,Esron Karimuribo,PhilemonWambura,Mecky Matee, Jean-MarieKayembe,AaronMweene, LuisNeves, JustinMasumu, ChristopherKasanga,Bernard Hang’ombe, KimKayunze, GeraldMisinzo,MartinSimuunza,Janusz T.Paweska

摘要 在面臨的諸多健康難題之中,傳染性疾病尤為重要,因為它對動物和人類的健康有著深遠影響。近年來有證據表明新型的傳染病數量不斷增加。大量來源于動物的傳染病實例提示我們,人畜共患病病原庫是新發疾病中一個重要且潛在的豐富來源。由于在動物和人群中的病原體,尤其是特殊的人畜共患病原體,不可預測地產生或再現,傳染性疾病將成為21世紀公共衛生和動物群體健康的一個重大挑戰。非洲大陸承受著世界上來自動物和人類傳染病最嚴峻的負擔,但同時其所具備的檢測、識別、監測傳染病的能力卻是最欠缺的。在近期從非洲及其他地區的人畜共患病疫情中所得到的經驗教訓里,清晰地預示著合作研究、跨學科研究中心、響應系統、基礎設施建設、綜合監測系統以及人力發展戰略都是十分必要的。為了應對今后傳染病帶來的挑戰,我們需要在國內和國際多部門(人類健康、動物健康筆環境部門)、多學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建立更多更強的合作,還需要加強涉及公眾、學術以及私人組織和機構之間的共同合作關系。為了提高早期預警系統、流行趨勢監測、傳染病預測以及傳染病暴發早期干預的效率,每個國家都有必要提高其自身的傳染病識別和實驗室檢測能力。南部非洲傳染病監測中心(The Southern African 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SACIDS)根據同一健康非洲倡議,將南部非洲學術及科研機構與工業化國家的優秀科技中心,還有國際研究中心以一種合作伙伴的關系聯結在一起。它致力于增強非洲國家發現、識別、監測動物和人類傳染性疾病的能力,以更好地管理由傳染性疾病所帶來的健康威脅及社會—經濟風險,進一步提高非洲國家調查研究與傳染性疾病出現和再現有關的生物學、社會—經濟學、生態學及人文因素的科研能力。

1引言

在HealthMap、EMPRES-i和ProMed等數據庫所記載的官方或非官方報道的疾病事件中進行粗略檢索,可以發現北美、歐洲和東南亞的疾病事件存在著聚集趨勢。Jones等人(2008)將這一現象稱作流行/新發傳染病(EID)事件的地域來源的全球豐度地圖。但它并不總是反映疾病流行的來源和地域,尤其不能反映流行病學特征或跨境特性。有關EID傳播風險的研究(Brownlie et al. 2006, 2005; King et al. 2006;Rweyemamu et al. 2006; Jones et al. 2008;Woolhouse et al. Woolhouse 2008; FAO/OIE/WHO 2008; World Bank 2010)指出,亞洲、非洲很有可能為常見傳染病或新發傳染病的地方性流行提供藏匿之所,特別是人類—牲畜—野生動物的交界區。近期許多政府間會議,如2006年在北京、2008年在Sharm El-Sheikh、2009年在Winnipeg以及2011年在Stone Mountain舉行的會議均強調了該觀點。歐盟委員會在對同一健康的闡述中也含蓄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即“通過預防和降低來自人類、動物與多樣化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中的風險和危害,提升健康和幸福水平”。更為普遍的結論是大多數新發人類致病原來源于動物和動物制品,而全球化、氣候變化和不以阻斷病原體及地源性疾病(如在發展中國家或動物間特定的地方性流行)為目標的管理體系等因素均會加劇疾病的傳播風險。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驗證了這種定向調查可帶來的經濟效益(Rushton et al. 2012; Jonas 2012)。

另一項觀察結果表明,非洲可能是傳染病負擔最嚴重的地區。其中72%的疾病負擔是由貧窮、社會經濟機遇和動物健康的相互作用,和人類與生態系統等因素造成的,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這一比重僅占27% (Smith et al. 1999; Lopez et al. 2006;Kock et al. 2010; Muyembe et al. 2012)。此外,諸如干旱和洪水等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或社會動蕩導致的內部遷徙等不利因素,使得非洲疾病患病率、疾病傳播和社會—經濟影響逐漸惡化,也使許多群體陷入長期貧困的境地。

基于以上考量,人們呼吁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的學術科研機構建立起南部非洲傳染病監測中心(SACIDS)。 

2  SACIDS的簡史

這項關于人類、動物和植物傳染病的前瞻性計劃旨在鑒別未來(至2030年)傳染病傳播風險的驅動因素(經濟和氣候變化)、未來疾病的威脅和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有助于在文化、政治、經濟發展和人類活動等社會環境的綜合考量下評估傳染病發生的風險(http://www.bis.gov.uk/foresight/ourwork/projects/published-projects/infectious-diseases)。這項計劃中的以下結論與非洲的現況密切相關:

l 許多現有疾病的形勢依舊嚴峻,同時將會有新的疾病出現——應當注意在過去25~30年間,75%的新型/新發人類傳染病是來源于動物的。

l 大多數傳染病是非洲和亞洲特有的。這也增加了非洲即將面臨的被邊緣化的風險。

l 非洲的傳染病流行可能會嚴重限制人口遷移和非洲動、植物產品在國際市場的銷售。

l 多部門間(涉及人、動物和植物)和多學科間(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會使傳染病在預防和管理方面取得極大進展。

l 早期檢測、識別和監測傳染病的新技術體系能夠提高我們控制未來疾病風險的能力,尤其是在應對來自國際化發展的挑戰方面。檢測、識別和監測技術的融合為運用創新性方法來控制非洲傳染病風險提供了新思路。

l 社會環境對發揮新技術體系的優點至關重要。

鑒于以上這些結論,非洲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均指出:為了提升非洲研究機構對傳染病檢測、識別和監測的能力,需要采取緊急措施來調動部門間的積極性。而主要的舉措應是在國家疾病監測系統的基礎上,培養和加強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領域之間跨部門的合作。這些會議包括在Entebbe召開的非洲展望研討會(Brownlie et al. 2005),2004年于Kigali召開的畜牧業發展非盟董事會,2006年在埃及Alexandria召開的非洲科學家與決策人大會(Congress of African Scientists and Policy Makers, CASP),2007年9月在Pretoria召開的非盟展望會議,2007年8月在坦桑尼亞(Tanzania)的Arusha FAO-SADC-OIE聯合召開的由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的首席獸醫官員(Chief Veterinary Officers, CVO)以及地區性牲畜、野生動植物和人類傳染病(人畜共患病)領域相關專家參與的會議。

這些會議的提議和磋商在2008年1月22日到25日Pretoria召開的研討會上達到了頂峰。此次研討會首次提出了將非洲南部傳染病監測中心(SACIDS)作為一個學術研究機構的愿景,也同時呼吁每個參與國都應建立一套正式的體制來促進傳染病的跨部門合作,例如國家傳染病虛擬中心或國家傳染病監測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s for Disease Surveillance, NatCIDS)。

建立了SACIDS聯盟的成員(即剛果共和國、莫桑比克(Mozambique)、坦桑尼亞和南非的醫學和獸醫學術研究機構)在2008年1月的研討會上攜同北部潛在的合作伙伴和技術與經濟支持者,以及兩位非洲植物病害研究專家一起,擬定了SACIDS的愿景、任務和主要目標。

圖1非洲南部傳染病監測中心(SACIDS)設置規劃

3 SACIDS的同一健康模型

SACIDS是同一健康的一個虛擬中心。它促使南部非洲學術研究機構在涉及人類、動物及生態系統的傳染病時與工業化國家的優秀科技中心,還有國際研究中心擁有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中心創始的非洲科研機構來自坦桑尼亞、剛果(金)共和國、莫桑比克、南非和贊比亞這些國家;而其共同創辦的聯合機構是倫敦國際發展中心屬下的倫敦大學相關學院,包括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皇家獸醫學院、亞非研究院以及位于肯尼亞的國際畜牧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vestock Centre, ILRI)。

該中心的使命是:提高非洲檢測、識別和監測(detect, identify和monitor, DIM)人類、動物和生態系統間傳染病以及其相互作用的能力,以期更好地控制傳染病帶來的風險。

它旨在通過發揮其同一健康精神來完成此項任務,SACIDS將這項任務定義為:通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合作,解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地方性環境中的傳染病問題,從而促進對人類、動物和生態系統間相互作用的了解,最終提升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水平(Rweyemamu et al. 2012)。這種關注與促進“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發展理念的定義或假說相一致(King 2008; FAO/OIE/WHO 200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Parkes et al. 2005; Zinsstag et al. 2011)。

圖2 通過實踐團隊的方式進行研究學習

圖3 絲狀病毒項目的實踐團隊

SACIDS主要為機構能力發展的目標所驅動。它通過以下三個不同方向的假設來促成這一目標,即:

l 虛擬中心的理念會比單一從事傳染病檢測、識別和監控的實體中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

l 主題驅動計劃相比獨立個體計劃在影響力上有著更為快速的覆蓋能力。

l 實踐團隊能夠促進監督/指導受訓者的質量和眾多研究機構、項目和主題研究合作的質量。

3.1 SACIDS虛擬中心的基本結構

組織結構原則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公共衛生和動物(包括野生生物)衛生部門之間的平衡。這一點也反映在SACIDS的管理結構中,有兩名非執行副理事協助一名執行理事的工作。其中一名副理事負責人類健康的相關事宜,另一名則側重于動物衛生。

在發起該體系的四個成員國中,每一個國家都建有國家傳染病監測虛擬中心(NatCIDS)。它將國內科研機構和負責人類衛生、動物衛生和環境衛生的政府部門聯系在一起。每個國家的統籌者來自人類衛生部門,副統籌來自動物衛生部門(或統籌者來自動物衛生部門,副統籌來自人類衛生部門)。圖1顯示SACIDS的設置規劃,其核心統籌單位是由Sokoine農業大學和參與國的NatCIDS構成的SACIDS秘書處,合作伙伴和聯盟機構也都參與了SACIDS項目的執行(見圖2與圖3)。 

3.2  NatCIDS的作用

國家傳染病監測中心(NatCIDS)在引領、指導、培訓和產生創新科技以應用于監測和風險管理對策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的國家作用,這些管理對策包括早期預警系統、為迅速抑制或控制人類和動物傳染病采取的應急準備和干預措施。NatCIDS由相關專家、流行病學家、國內利益相關者組成。為了完成共同項目并實現SACIDS的戰略目標,NatCIDS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多機構、多部門的合作以及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協作。

簡言之,NatCIDS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l 創建一個國家級平臺,以便共享不同資源信息和協調關于傳染病監測和風險管理的事項;

l 通過明確參考同一健康理念來評估和加強醫學和獸醫學的監測體系,從而協助國家疾病監測項目;

l 與利益相關者共同致力于在疾病流行或新發疾病發生時期做好早期準備、協調和應急響應;

l 在疾病暴發期間利用最先進的介入和調查手段更好地了解傳染病發生的細節;

l 通過在國家層面申請經費,保證機構擁有長期的自足性;

l 在應用同一健康解決問題時,更有效地與其他非洲國家和北方的合作伙伴進行合作。

圖4 SACIDS贊助索科伊內農業大學和贊比亞大學第一年碩士課程(第二年致力于研究項目)

3.3同一健康的培訓

無論是富有或貧窮的國家,都不能避免微生物威脅的風險。盡管在特定情形下新產生或再次出現的傳染源會有所不同,但事實上控制疾病傳播的挑戰并沒有差別。但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有相同的能力去應對這種挑戰。在“地球村”里,各個國家/地區有不同的優先發展順序,尤其在經濟和基礎建設資源上有所不同。然而在這些國家/地區里,人類、動物和動物制品數量的空前增長,隱藏著對各個國家/地區和整個國際社會的生物風險。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病原體不再按照傳統的認知進行劃分,這一現象促使同一健康緊急倡導健康相關學科進行廣泛的合作,并在健康教育方面提出了新議程。與人畜共患病有關的項目使人們不僅意識到這需要各學科的參與(Marcotty et al. 2009; Roth et al. 2003; Zinsstag et al. 2007),同時也開始意識到應該改變衛生專家的培養模式(Marcotty et al. 2009; Zinsstag et al. 2011)。與此背景相反的是,SACIDS將兩個同一健康培養的為期兩年的理學碩士(MSc)計劃納入其能力發展計劃中。一個是贊比亞大學獸醫學院的分析流行病學研究,另一個是坦桑尼亞Sokoine農業大學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見圖4)。 

3.4同一健康研究能力的發展

SACIDS聯盟用來刺激研究的實踐團隊方法(Wenger et al. 2002; Rweyemamu et al. 2010),被用于提升七種主題的能力,每一個主題都有其特定的實例。這些主題是①新發病毒性疾病——以埃博拉病毒(ebola)和馬爾堡病毒(marburg)為代表;②依賴氣候的媒介傳播疾病(里夫特裂谷熱(Rift Valley fever));③可能在野生動物、家畜和人類種間傳播的疾病——以肺結核為代表;④與經濟和重大食品安全相關的疾病——以口蹄疫為代表;⑤罕見細菌性疾病——以鼠疫為代表;⑥疾病監測和預警分析系統——關注參與性流行病學和對現場數據收集和傳送的移動技術的應用;⑦用于同一健康政策研究的社會經濟學方法。

本研究的地理學關注點處在人—牲畜—野生生物高度交叉的生態系統和跨邊界區域。每個主題的實踐團隊由一名職業發展型的博士后研究員(3~5年制),兩到三名4年制的哲學博士學生以及相同數目的2年制的哲學碩士或理科碩士組成,所有人員都由南非、英國和國際家畜研究所(ILRI)的專家們進行監督管理。研究鼓勵每個實踐團隊尋求本國擁有相近目標的其他小組的協作。 

4案例研究

4.1非洲新型沙粒病毒的發現和特性

新發疾病尤其是負鏈RNA病毒介導的人畜共患病,仍舊是危害全球公共衛生和動物群體的可怕難題。沙粒病毒(arenavirus)是一種主要由嚙齒類動物傳播的病原體,能夠引起人類嚴重的病毒性出血熱(VHF)綜合征。沙粒病毒科(arenaviridae)已經分離出23個可識別的物種,其中6種能引起高病死率VHF的暴發。目前拉沙病毒(lassa virus)是唯一一種已知在西非能夠引起人類VHF的沙粒病毒(Buchmeier et al. 2007; Charrel et al. 2008)。但2008年9月,一名先前未知的感染了沙粒病毒的危重患者從贊比亞的Lusaka入境,病毒經空氣傳播導致約翰內斯堡發生了院內VHF驚人的暴發感染,其病死率達到80%。在暴發期間,國際合作使得這種新型病毒得以迅速識別。這一事實證明衛生和科學團體是可靠的,并且他們有強大的工具來快速檢測,可以應對新型未知病原體的挑戰。這次的暴發歷史是高致病性沙粒病毒可以在非洲更廣泛地流行的一個嚴峻的預警(Paweska et al. 2009)。該事件也表明,跨國活動的患者會造成高危病原體以不可預知的方式擴散并造成嚴重的公共衛生后果。包括無偏高通量測序應用在內的基因組分子學研究可以快速了解沙粒病毒家族新成員(Briese et al. 2009)的特性。它被暫時命名為Lujo病毒(LUJV),但我們對它的生態學、流行病學、宿主范圍、自然傳播周期和分布并沒有足夠的認知。鑒于感染LUJV的患者有不同尋常的高死亡率,所以需要對病毒的組織趨性、復制和傳播、對嚙齒類宿主和其他潛在的包括靈長類在內的脊椎動物宿主的致病機制進行研究。

LUJV的自然儲存宿主仍未明確,首例(記錄)病例的傳染源和感染途徑同樣也無法獲知。她(首例病例)在其農田里飼養寵物和馬匹,有證據表明在馬廄里有嚙齒類動物活動,嚙齒類動物尿液中的排泄物能夠污染地面上被丟棄的物品,這些物品可能包含了碎玻璃,這塊碎玻璃在她被醫療中心護送到南非的10天前曾割破了她的足部(Paweska et al. 2009)。因為她被割傷后在沙粒病毒的潛伏期內表現出了首發癥狀,所以上述情況可能有著潛在的流行病學相關性。非洲沙粒病毒的自然宿主是鼠科的嚙齒類動物,尤其是多乳鼠類。目前只有非致病性沙粒病毒在贊比亞周邊地區被發現。贊比亞在LUJV暴發后的一年內開展一項關于多乳鼠類間沙粒病毒流行現況的研究,這項研究從2009年5月到8月對Lusaka、Namwala和Mfuwe周邊地區進行調查,但并沒有局限在病例所在的農場。然而在捕獲的總共263只嚙齒類動物中,僅有5只出現沙粒病毒的腎臟感染,在Lusaka附近捕獲的23只嚙齒類動物中17%呈沙粒病毒陽性;在Namwala捕獲的24只嚙齒類動物中僅有4%為陽性,但是在Mfuwe捕獲的143只嚙齒類動物并未發現陽性。對4種贊比亞沙粒病毒分離株的進化分析顯示,東半球和西半球的沙粒病毒序列存在不同之處。Lusaka和Namwala的新型病毒種被共同定義為Luna病毒(LUNV)。LUNV與LUJV有明顯的遺傳學差異,但LUNV與非洲中部到東部的非致病性沙粒病毒有密切關系(Ishii et al. 2011)。

4.2 2008—2011年南非里夫特裂谷熱的再發

1950至1951年間首次報道里夫特裂谷熱(RVF)在南非的大暴發,隨后在1953年、1974—1976年以及1999年均有確診的人類感染病例,在2008至2009年間出現了局域性和相對獨立的暴發疫情,但是在2010—2011年卻出現了大暴發,影響范圍廣泛。2008到2011年期間,超過2000個疑似人類RVF病例樣本被提交給國家特殊病原體研究所的國家傳染病衛生實驗室進行檢測確診。2008至2009年,共有24例非致死性人感染RVF病例得到實驗室確診。2010年,有241例人感染病例確診,其中25例致死。2011年37名記錄在冊的確診病例中沒有死亡病例。以上暴發與馴養的反芻動物的疫情暴發有地理相關關系。暴發大多數發生在國家的內陸高原,尤其以Free State、Northern Cape、North-West、Eastern Cape和Western Cape為主。RVF的人群暴發在2010年3月達到高峰,有超過100名病例得到實驗室確認,從2012年截至目前沒有報告新病例。同一時期,共有13,902個動物病例得到確診,其中8,581例已經死亡。動物病例主要是圈養反芻動物,但是包括水牛、黑貂、白斑羚、羊駝、美洲駝和亞洲水牛等在內的野生動物也有感染。動物和人感染病例在地理上的重合表明大多數人類通過與感染動物的直接接觸而被感染。事實上,254例(89%)確診病例均有與動物組織或體液的接觸史。所有死亡病例均發生在2010年(病死率為10%)。2008到2010年總的病死率為8% (Jansen van Vuren et al. 2012)。C系病毒的遺傳變異體導致了2008—2009年疫情暴發。C系病毒包含津巴布韋(Zimbabwe, 1978—1979)、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1991)、 肯尼亞(Kenya, 1997—1998, 2006—2007)、南非(1999)和馬達加斯加(2003)的病毒分離株。2010至2011年的暴發是由2004年首次發現的H系納米比亞(Namibian)分離株相關的病毒變異株造成的。但在2010年的暴發的病毒分離株中,其中一株在遺傳學特征上截然不同,它與Smithburn嗜神經疫苗株的變異株密切相關。此病毒從一名獸醫身上分離出來,獸醫可能是在給可能已被病毒野生株感染的牲畜接種疫苗時被針頭刺傷而被感染,因此這個分離株可能是野生株與RVFV毒株的重組體(Grobbelaar et al. 2011)。 

4.3剛果盆地絲狀病毒(Filoviruses)的生態學研究

研究認為人類感染絲狀病毒的散發病例是由于與感染動物接觸,或直接接觸被感染者的血液或體液進行傳播。被絲狀病毒感染的個體通過病毒介導的早期固有免疫應答產生損傷作用,這造成絲狀病毒感染后病情的快速發展。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病毒療法和經審核可用的疫苗,以及絲狀病毒從宿主到人類的特性也未曾掌握,因而束縛了人們對絲狀病毒疾病發生和傳播的有效控制。絲狀病毒屬中的馬爾堡病毒(marburg virus (Saijo et al. 2006))和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WHO 1978a, b))分別在1967年和1976年被首次發現。流行病學研究表明蝙蝠可能是人類和非人靈長類動物長期以來發生絲狀病毒的疫情暴發的主要來源。盡管人們為控制絲狀病毒疫情地區成千上萬的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宿主而付出了深入細致的努力,可現場隔離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并不成功,絲狀病毒的生態學及流行病學機制也尚不完全清楚。這主要是因為絲狀病毒的無規律暴發發生在資源緊缺、地理位置偏遠的非洲。因此,每次疫情暴發時流行病學調查很滯后,并且主要依靠國際支援。另外,要處理絲狀病毒需要用到這些非洲國家所不具備的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BSL 4)。因此,當絲狀病毒暴發的時候,獲取病毒的生物學、生態學及流行病學的信息需要國內外專家的共同努力,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所需的資金、培訓、診斷材料和實驗室支持。

南非傳染性疾病監測中心(SACIDS)對剛果盆地及剛果國內絲狀病毒暴發的地區進行了生態學研究。這次共同合作研究的組織包括幾家剛果國內機構(比如國家生物醫學研究所、Kinshasa獸醫學實驗室、Kinshasa大學)和南非國家特殊病原體中心分支中的國家傳染病研究中心(NICD)以及世界衛生組織(WHO)。在這次聯合行動中,剛果的機構提供現場采樣的管理和人力資源,國際組織(SACIDS、NICD/NHLS、WHO)提供最好的安全實驗室設備、培訓、資金和統計支持。此次聯合行動的目標包括從DRC地區假定的線性病毒宿主中采集樣本,特別是蝙蝠類,并且在NICD/NHLS 的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對樣本進行分析(見圖2)。這些研究是基于“蝙蝠是埃博拉病毒宿主”這一假設。所以這次的目的是要從蝙蝠器官組織中分離出埃博拉病毒。

SACIDS組織的1名博士后、2名博士生和2名理學碩士進行了此項目中一些其他研究,以期提高對埃博拉病毒病流行病學的了解,從而發展疾病的快速監測技術,并運用蝙蝠細胞培養技術來分離病原體,評定宿主體內的致病機制。研究結果將有助于改善預防和應急政策從而控制該疾病。 

4.4調查贊比亞和坦桑尼亞嚙齒類動物和跳蚤中鼠疫桿菌的存在狀況

分散在世界各處生態疫源地的嚙齒類動物和它們的體外寄生跳蚤常帶有病毒和細菌性病原體。人類和嚙齒類動物及跳蚤的密切接觸被認為是病原體傳播的一種途徑。人口密度的增加使人不斷地遷移到新的領域,從而提高人類感染嚙齒類動物和跳蚤傳播病原體的風險。一個經典的例子是鼠疫耶爾森菌(Yersinia pestis),這類桿菌通常通過跳蚤傳播。其所引起的人畜共患病發生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許多地方(Stenseth et al. 2008; WHO 2000)。有記錄記載主要的暴發發生在非洲,因為那里的生活條件使人們跟嚙齒類動物跳蚤能夠密切接觸。居住地周圍環境外的嚙齒類動物是很重要的,它們可能在森林宿主和人類之間起到中間宿主的作用。我們在贊比亞和坦桑尼亞實施了現場實驗,目的就是了解鼠疫桿菌在這樣的環境中的傳播途徑。因為耶爾森氏菌需要合適的生物保存環境(Hinnebusch et al. 1998),所以這個研究側重于通過運用更簡便、更安全的分子生物學方法來分析鼠疫耶爾森氏菌(Yersinia pestis)在嚙齒類動物和跳蚤中的感染情況(Hang’ombe et al. 2012) 。已知鼠疫病例流行的地區被列為監測區,在這些地區里,潛在的患者、嚙齒類動物和跳蚤均進行耶爾森氏菌監測。另外,我們設計了有利于在這些偏遠且難以接近的地區進行樣本采集的最佳方案。研究結果將對疾病控制策略產生直接的影響。

基于相同生態系統內一致的研究模板,我們對其他病原體的感染狀況也同時進行了調查研究。目前為止,該研究已經在嚙齒類動物中發現了新型沙粒病毒的感染(Ishii et al. 2011)。此外關于鼠疫耶爾森菌的研究協議已經成功地運用于控制贊比亞炭疽桿菌感染的暴發。

4.5關于威脅食品安全及國民生計疾病的合作研究

口蹄疫(FMD)是一個運用同一健康方法重點研究威脅食品安全及國民生計的典例(Perry et al. 2008)。FMD是一種在馴養或野生偶蹄動物中,具很高的接觸傳染性和經濟毀壞性的疾病。FMD可引起幼年動物的死亡,并造成成年動物的產量降低,從而威脅食品安全和國民生計。FMD的致病因子是FMD病毒(FMDV),該病毒屬于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口蹄疫病毒屬。共有7種免疫血清型(O、A、C,以及南非地區的SAT1,SAT2,SAT3和Asia1),在全球范圍內有著不同的流行集群分布(Rweyemamu et al. 2008),每種血清型中也有不同的地區分布(Knowles et al. 2003; Vosloo et al. 2002)。在南非,因為有逐級管理的區域協議和承諾,FMD被認為是一種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疾病。因此,該地區開展了與FAO、OIE和AU-IBAR的合作,即SADC FMD逐級控制途徑(SADC報告, 2011)。南非十分依賴家畜產業作為其經濟增長來源,偏遠貧困地區近50%的南非人口的生計來自于家畜養殖(Perry和Rich 2007)。雖然在南非FMDV的流行病學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在SADC區域并沒有對其進行持續且深入的研究。SACIDS正在開展一項關于南非FMD地方性流行的復雜流行病學和分子決定因素的調查,關鍵的研究問題是“什么造成了FMD在南非的流行,以及如何進行危險控制?”該研究采用了社區實踐方法,與東非的其他倡議如有資金資助的FMD項目—SADCTAD、BBSRC-CIDLID和DANIDA合作。目前為止,在坦桑尼亞不同地理區域采用ELISA 抗體,NSP ELISA、RT-PCR和FMDV衣殼蛋白的基因測序的方法,已鑒定出四種血清型(A、O、SAT 1和SAT 2)及各自的地區型(Kasanga et al. 2012;提交中的手稿)。這些研究結果將揭示流行的FMDV毒株的地理分布、基因多態性和抗原性,FMD地方性流行的流行病學和分子決定因素,及FMDV野生株的進化特征。該信息有助于制定及推薦適宜于預防和控制非洲FMD的策略,從而促使動物產兩增長并加強食品安全和改善國民生計。在未來可以采用類似的方法,對其他威脅此區域食品安全和國民生計的疾病如小反芻獸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 PPR)和非洲豬熱病(African Swine Fever, ASF)進行研究。 

4.6人類—家畜—野生動物間及跨境疾病監測系統的發展

我們采用參與式的方法,設計了一個監控系統運用于三個生態系統的動物和人群的疾病監測是系統,這三個系統分別為Ngorongoro、Kagera河流域和Zambezi河流域中。在非傳染病監測中心(SACIDS)、東非一體化疾病監測網絡(EAIDSNet)與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國家傳染病疾病監測中心(NatCIDS)的協調與共同努力下,造就了同一健康在這三個生態系統的疾病監測策略的發展。Ngorongoro生態系統代表了最大的人類—野生動物—家畜的相互作用區域。這個生態系統以由馬賽人居住為主的牧區,他們主要以牧牛、山羊和綿羊為生,并與Ngorongoro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極為接近(NCA)。其他的兩個監測點(Kagera和Zambezi河流域)代表著跨境的生態系統,這樣的同一健康監測對診斷和管理跨境的傳染病可能具有潛在影響。Kagera河流域生態系統位于東部非洲大湖區,是烏干達、盧旺達、布隆迪和坦桑尼亞的接壤之地。Zambezi河盆地位于非洲南部,是贊比亞、安哥拉、納米比亞、博茨瓦納和津巴布韋的接壤之地。在同一健康的疾病監測策略中應該包括兩個互補系統,即:(A)旨在積極調查收集疾病資料并以社區為單位的主動監測(CAS)系統,使用簡單的臨床癥狀作為病例定義對動物和人群進行癥候群監測。該系統采用社區的健康報告者(CHRS),由其主動篩查發生在人群、野生動物和家畜種群中的疾病事件。在調查收集時,這些事件的數據將通過使用Epicollect數據的安卓手機進行實時記錄與傳輸。(B)以社區為單位的被動監測(DPS)系統,該系統在動物和人類衛生部門通過現有的監測方法(IDSR),應用移動技術傳輸兩個衛生部門間的實時數據來增強監測效能。

SACIDS通過與英國其他機構(皇家獸醫學院和帝國理工學院)以及東南亞的衛生機構(BIOPHICS、泰國衛生部門、MBDS和InSTEDD、柬埔寨)的合作以協助改善的同一健康監控策略。這兩個系統(CAS和DPS)的數據分析是相關聯的。通過從遠程站點CAS和DPS系統收集的數據集中存儲于SACIDS總部的服務器上(用于Ngorongoro生態系統),而那些來自Zambezi河生態系統的數據則存儲在贊比亞大學(UNZA)的中央服務器里。數據存儲點由部委擔任托管者,并負責為各自國家的人類和動物衛生部門存儲數據。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并總結后所得出的報告,將在這兩個部委和區總部中基于現場的疾病管理單位中共享。 

4.7同一健康的政策研究

最近,同一健康的概念在地區和國際極中獲得了極為廣泛的關注,這推進了同一健康倡議的形成,并促進了部門間協作模式的發展。同一健康理念在人群和動物健康計劃的主流化有望推進綜合性和有效性風險管理策略的發展,實現人、動物、植物和環境最佳健康的目標。為實現這些目標,SACIDS采用了的七個研究主題之一的基于社會經濟研究方法的實踐團隊項目(包括衛生政策研究)。項目主題包括①非洲各國內同一健康的發展,衛生政策、計劃/戰略和管理結構,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人類和動物衛生服務系統;②范圍、性質和影響部門間協作的因素,特別是對人獸共患疾病的監測和控制方面;③傳染病的社會經濟影響及對其控制;④醫療衛生行為的影響,以及尋求關于人類和動物健康的衛生政策和服務系統。按照設想,COP的推動將產生一些額外的信息,會有利于為加強部門間在感染性疾病的檢測、識別、監視和控制的協作創造一個良好的平臺。

5同一非洲,同一健康

作為一個現實中的中心,SACIDS一開始僅是專注于非洲的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的地區,并展望類似的區域實際中心將出現在同隸屬于非洲聯盟的東非(EACIDS)和西非(WACIDS)等地區。在2005年于恩德培舉行的非洲傳染病會議中,專家們呼吁以泛非洲的角度對傳染病進行疾病管理(Brownlie et al. 2006):

“通過泛非洲地區的共同努力,由非盟成員國政府共享,反映非洲社會需求,得到國際社會支持,達到一個人類健康或生計、農業和經濟發展不再受傳染病危害影響的社會的目標。”

以上論點是Rweyemamu等人(2006)對非洲的人類、動物、植物傳染病的未來風險評估的進一步闡述。2007年9月蒙巴薩的非洲科技部第三次常規會議上進一步討論了這一理念。從2008年后,非盟就已經開始詳述包含此理念的一個政策架構。在EACIDS和WACIDS都處于萌芽期時,非洲就已經有了幾個同一健康導向的發展項目,比如韋爾科姆基金會資助的非洲項目、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和激勵的中非和東非的獸醫和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組織促進同一健康培訓的機構項目(OHCEA)、著重于同一健康的非洲現場流行病學網絡(AFENET),以及東非共同體的東非疾病監控網絡(EAIDSNet)。在非洲聯盟內部架構中,非盟內部的非洲動物資源局(AU-IBAR)則通過禽流感項目獲得的經驗,正在研究一種基于同一健康的、能推動上述理念發展的關鍵方法。

同時讓人鼓舞的是,國際家畜研究所(ILRI)的其中一個新項目與同一健康的研究方法有關。ILRI的總部設在肯尼亞。一些在對非洲項目進行捐助資助者些聚焦于同一健康主題。與此同時,SACIDS的任務除原來在南非以及東非的重點項目外,現在也延伸到了整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同一非洲,同一健康”項目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可以讓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的研討平臺。為了實現該宗旨,SACIDS在2011年7月召開了非洲第一屆“同一健康”會議(http://www.ojvr.org/index.php/ojvr/issue/view/33)。但無論是SACIDS還是任何上述提及的初步舉措,在此階段都沒有充足的資金定期召開會議。

文章來源:人民衛生出版社《同一健康與食品安全》(主譯  陸家海  郝元濤)本文經主譯同意發布,未經主譯允許不得轉載

成人午夜无码专区性视频性视频-性做爰片免费视频毛片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