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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處于同一健康方法抗擊人畜共患病的中心

食品安全:處于同一健康方法抗擊人畜共患病的中心

Peter R.Wielinga,J?rgen Schlundt

摘要 食品安全處于同一健康的中心位置,許多重要的人畜共患病與食品生產鏈中的動物存在一定的關聯。因此,食品就成了這些人畜共患病病原體的重要載體。食品生產鏈中缺乏跨部門合作是過去十年中食品安全的一個主要問題。一些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因為動物衛生部門、食品監管部門以及人類健康部門三者缺乏協作而受到極大影響,案例包括瘋牛病和大腸桿菌的暴發、二zaozi001英危機以及三聚氰胺的故意添加,同一健康明確了對跨部門合作的需求及其產生的益處。本節重點關注在食用性動物及其食物制品上都曾出現的,尤其是通過食物傳播給人類的人畜共患病病原體所帶來的健康問題。我們關注這些問題不僅是因為它們與人類疾病負擔息息相關,還因為這是具備一定跨部門合作實踐經驗的一個領域。食源性人畜共患病分為三類:寄生蟲性、細菌性和病毒性。寄生蟲性人畜共患病通常與特定的動物宿主有關,并且顯著增加人類疾病負擔。病毒性人畜共患病則與重大全球性疾病暴發有關,比如SARS、禽流感和豬流感。細菌性人畜共患病通常引起散發卻廣泛傳播的病例,對所有國家均造成較大的疾病負擔,比如沙門菌和彎曲桿菌。除此之外,食用性動物抗生素的使用亦已造成耐藥(antimicrobial resistant, AMR)菌株的出現。認識疾病流行實質和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社會反應的差別是重要的。有些疾病引起了全球流行、大流行或潛在流行,促使國際組織、國家農業部門和衛生當局采取有力行動,比如禽流感。其他與工業化食品生產鏈相關的疾病,在某些地方已經被動物部門通過“從農田到餐桌”的預防行動進行了有效處理,比如沙門菌。在貧困地區,動物源性人畜共患病常常是“被忽略的疾病”,但在富裕國家卻通過動物部門采取疫苗接種和捕殺等政策而基本消滅。

1 引言

為何食品安全行動能在同一健康一般方法中扮演關鍵角色?人們在古代就已經知道食用受污染的肉會生病,而保證動物健康可以促進人類自身健康。目前,通過良好的衛生管理、衛生保健、疫苗接種計劃以及謹慎的藥物治療措施可以保證動物的健康,人類自身的健康狀況也得到極大改善。然而,仍有許多人畜共患病威脅著人類健康,包括寄生于各種動物(從野生動物到家養動物,無論其是用作陪伴或是農用)的疾病。人類與動物通過飼養、捕殺、屠宰、食用動物及其制品(比如:牛奶、雞蛋)頻繁密切地接觸,食用性動物和野生動物成為新發人畜共患病病原體的最大儲存宿主和產生基地。在某種程度上,由于應用現代化的動物生產技術,人類在動物治療和促生長方面增加了抗生素的使用量,因而對新發威脅出現產生了巨大影響——產生耐藥細菌。

根據社會經濟水平和人畜共患病病原體的不同,行政當局采取的預防人畜共患病的行動亦會有很大差異。大體上,與食用性動物有關的人畜共患病分為三類:一是以其強大的公共關系潛能引起全球擴散的疾病,此類疾病比如SARS、禽流感和豬流感的傳播,通常由病毒引起并可激發大規模的應對行動,其中包括大部分國家采取的政治行動。二是其他與工業化食品生產鏈相關且廣泛分布于生產體系內的人畜共患病,無論其所在的國家貧窮或富裕。預防這類疾病需要考慮整條生產鏈,然而大多數國家仍未能有效應對,比如沙門菌和彎曲菌。三是通過疫苗接種、選擇性捕殺以及實施衛生管理已經消除或大幅減少的一組人畜共患病。在絕大多數貧困國家,這組“被忽略的疾病”極少被國家當局乃至國際組織所關注,這些疾病包括布魯氏菌、牛結核病和囊尾幼蟲病。

總而言之,所有這些疾病造成的負擔都有可能通過跨部門的監測行動大幅度地降低(與經濟復蘇類似),這意味著面臨人畜共患病威脅時,同一健康方法對提高人類的應對能力有著極大的潛力。

2 傳播途徑

人類和動物的細菌菌群通過食物、直接接觸、環境而相互傳播。圖1描述了人和動物宿主最重要的細菌傳播途徑。細菌通過這些途徑從食用性動物進入人類宿主,也能反過來從人類傳播給食用性動物。

食源性途徑可能是最重要的接觸路徑。絕大多數腸道人獸共患細菌性病原體(包括腸沙門菌、空腸回腸彎曲菌、小腸結腸鼠疫)的感染可能就是通過這種途徑發生的。

圖1 這是重要微生物通過人與動物接觸傳播的路徑的示意圖。藍色顯示表示可控的路徑,紅色表示不可控或者能夠避開控制的傳播路徑。經環境傳播有可能是通過存在于排泄物、患病動物內的病原體,在某些國家還包括患者體內的病原體進行的。除了作為直接消費品,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動物作為生產力用于食物生產,所以也被歸入示意圖。這些動物老了或死了的時候多是作為食品被消費(紅色虛線),而不是讓其自然死亡。野生動物有廣泛的疾病譜,包括許多高致病性和致死性疾病,但它們的發病率很低。因為其相關風險很高,野生動物及其衍生的食用效應具有重要影響。西方國家的野生動物的重要性較低,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以及正在發展的經濟環境里,野生動物的消耗可能仍然很可觀,例如農村地區由于可用性、食用性以及其他原因食用野生動物。此外一般來說,在發展中國家人類和食用性動物之間的接觸更方便頻繁。 

對于其他人畜共患病病原體來說,動物與人類的直接接觸也是一種重要傳播途徑,例如布魯氏菌(Brucellaspp)、腸出血性大腸桿菌(Enterohemorrhagic Escherichia coli, EHEC)、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的一些新株。來自生產性動物的細菌在環境中廣泛傳播,主要是由于它們存在于糞肥中。因此,環境和野生動物也轉換為食源性病原體的宿主,并且成為食用性動物和人類宿主(耐藥性)致病菌的來源。許多發達國家的野生動物消費量不大,這并不被視為主要的傳播途徑,與此相反的是發展中國家卻在消費大量的野生動物。此外,由于農村動物飼養有關的生物安全水平較低,在這些國家中人和食用性動物的接觸更加頻繁。例如,一般認為2003年的SARS流行與人類直接接觸和(或)食用野生動物,或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間接接觸有關(Guan et al. 2003; Shi和Hu 2008)。野生動物有廣泛的疾病譜,其中包括一些致命的疾病。因此,野生動物的消費以及從野生動物將傳染病傳播至食用性/生產性動物的過程具有全球重要性。

3 食源性人畜共患病概論

雖然某些非常重要的人畜共患病與野生動物相關(某些情況下是直接由野生動物傳播的),但其實國際上大多數的人畜共患病都與出于食用目的而飼養的動物有關,此類病原體包括細菌(如布魯氏菌、沙門菌、彎曲桿菌、產毒素性大腸桿菌和鉤端螺旋體)、寄生蟲(如絳蟲、棘球蚴蟲和旋毛蟲)、病毒(如H5N1和裂谷熱)。當然也包括“非常規病原體”,比如朊病毒,它可以引起著名的牛海綿狀腦病和新興的人類克—雅氏病。

許多情況下,源于農場的疾病可以在農場得到有效解決。如動物的(主要是牛和羊)布魯氏菌在許多國家已經被完全消滅,從根本上卸除了人類的疾病負擔(Godfroid和Kasbohrer 2002)。同時,一些主要的寄生蟲可以在農場層面得到有效控制,例如豬帶絳蟲(WHO/FAO/OIE定義為“潛在可根除的寄生蟲”)和旋毛蟲(存在于很多動物,包括豬),此二者在幾個北歐國家養殖的豬中已基本消除(WHO/FAO/OIE 2005; Gottstein et al. 2009)。 

3.1食品生產鏈相關的人畜共患病

源自或者說是通過農場動物擴散的人類病毒性疾病(禽流感—H5N1和豬流感—H1N1)的暴發,在過去十年間拉響了全球警報。這些人獸共患的全球性流感暴發(H1N1甚至被WHO定義為大流行),無論在動物間(H5N1)還是人群間(H1N1)都擴散得很快。盡管地方性細菌性人畜共患病相關的疾病總負擔可能高于流感暴發的數倍,然而正是這些暴發相對較少(卻明顯影響全球)的疾病將同一健康提上了全球議程。未能進行與預防人類疾病有關的預測,甚至未能監測到動物疾病的傳播,這敲響了監管機構、政治家關于動物和人類衛生部門間跨部門合作需求的警鐘。

與大規模暴發不同,細菌性食物相關性人畜共患病通常地方性地發生于農場動物。這些病原體大部分都能在工業化養殖的食用性動物中發現。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一些工業化環境中,絕大多數國家(包括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生產食用性動物上占有主要份額。這種環境總是與大量重要的人畜共患病病原體有關,包括沙門菌、彎曲桿菌和大腸桿菌。這些病原體廣泛傳播、暴發流行且實際上成為了主要的全球疾病負擔之一,然而通常卻不被認為是重要的人類病原體。部分原因可能是同一健康體系的缺失,這種體系可以確保跨部門合作和數據共享,從而為描述當前真實形勢和形成潛在的合理方案奠定基礎。有一些國家(特別在北歐)已經著手通過建設“人畜共患病中心”來跨部門收集人畜共患病數據。數據共享貫穿動物、食品和人類衛生部門,促使出臺以科學為基礎的解決方案,通過降低沙門菌在動物群體中的流行以顯著降低人類沙門菌病的發生(Wegener et al. 2003)。這些建設和方案都遵循同一健康的原則,并且從1994開始已經基本完成!類似方案對于所有工業化養殖國家同樣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生產體系中相關部分(有時被稱為商業)的有效解決方案常常會影響到傳統貧困農民(有時被稱為公共生產系統)。例如,1993年腸炎沙門菌通過商業部門引進的進口動物(家禽)進入津巴布韋,并且快速擴散至公共部門和公眾人群(Matope et al. 1998)。該事件背景很可能是由于商界向公共生產系統出售年老動物,病原菌隨之由動物進行傳播,因此降低商業領域內交易動物的患病率也將降低公共體系的患病率,繼而降低人群發病率。

圖2 農場到餐桌的框架顯示了傳染病通過食物生產鏈傳播的可能途徑。我們主觀定義了大多數動物來源的食品生產鏈中的七個階段,對于不同的食物類型或非動物來源的食品,可根據同樣的方法畫出與之相應的生產鏈。圖片的頂部是不同的監管組織,圖片底部是不同的利益相關方。

 通過食品生產鏈造成的食源性人畜共患病傳播已經超過20年,涉及的“農場到餐桌”問題與不同階段的食品生產有關,但通常來源于農場(或者可以追溯到農場飼料)。這種認知清楚地反映了同一健康的思維,應該注意的是,在同一健康框架下的風險減低方案內,集中考慮到的食品生產統一體包括了所有利益相關方。圖2呈現了從動物飼養到人類消費動物性食品的鏈條圖。 

3.2與貧窮相關的人畜共患病

具有大流行潛力的人畜共患病(比如禽流感、豬流感和SARS)引起了世界各國領導人的一致重視,與此同時人們對與工業化食品生產體系相關的人畜共患病也獲得一定認識,這促使一些國家開展了有效的風險減低行動。但某些重要的、傾向于影響窮人和邊緣人群的人畜共患病,卻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們所忽略。

這些人畜共患病類型眾多,其在動物群體中的流行情況取決于當地農業、人口和地理條件。很多解決方案都能極大減低這類疾病的疾病負擔,但目前的行動仍然相對滯后(比如很多寄生蟲疾病),WHO定義此類疾病為“被忽視的疾病”(Molyneux et al. 2011)。

這組被忽視的疾病包括細菌性疾病,如布魯氏菌病(有明顯后遺癥)、鉤端螺旋體病、Q熱病(高死亡率)和牛結核病。在貧困地區,牛結核病似乎是伴隨HIV呈現上升趨勢,這增加了牛結核感染轉化為活動性結核的概率。布魯氏菌和牛結核病導致牛群生產力降低,但很少導致死亡。在發達國家,兩者的感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通過篩查—宰殺計劃而消滅,從而有效消除此類健康問題(Godfroid和Kasbohrer 2002)。

重要的人獸共患寄生蟲病包括血吸蟲病、豬囊蟲病、吸蟲病和包蟲病,其中幾種導致高死亡率或者包括癌癥和神經疾病方面的長期后遺癥。豬囊蟲病正成為貧困地區一種嚴重的公共衛生和農業問題。人類食用生的或未煮熟的含有囊尾蚴的豬肉而感染囊蟲病,其傳播途徑是豬攝入人類糞便中含有的豬帶絳蟲蟲卵而感染,所以該病與豬飼養衛生條件差有很大關系,這再次意味著傳播的循環周期易通過有效的管理而打破,大部分發達國家已有成功案例。

鑒于貧困國家70%的農村人口都依賴于家畜和役用動物生存,這些攜帶人畜共患病病原體的動物可以造成巨大影響,不僅直接關系到人類健康,同時還潛在地影響經濟收入與相應的疾病控制工作,例如,富裕國家能夠實施的大規模捕殺行動,在貧窮國家卻舉步維艱,因為這樣的措施不僅僅意味著損失食物,而且還意味著嚴重的社會經濟破壞,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威脅到國家穩定。 

4 食用性動物中的耐藥性細菌

20世紀40年代早期,抗生素首次被用于控制人類細菌感染。抗生素應用的成功使科學家們在20世紀50年代將其引入獸醫學,用于生產性動物和伴侶動物的治療。除了用于農業動物,抗生素如今也被用于強化漁業養殖和控制植物疾病,其應用非常廣泛。

動物抗生素應用包括三種基本途徑:個體病例治療、動物群體的疾病預防以及用作抗生素生長促進劑(antibiotic growth promoters, AGP)。AGP的使用方法為將抗生素以低于治療濃度添加到動物飼料中以促進其生長。至今仍不清楚其機制,但該用途使得其消費量自引入以來急劇增加。總的來說首次引入后,抗生素改善了動物健康,且很可能將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提升至高水平,因而使用量急劇飆升。從1951年到1978年,僅在美國抗生素的使用量就從110噸上升至5580噸(WHO 2011)。

然而,多年來對動物抗生素的使用也對耐藥微生物產生了選擇壓力,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人類耐藥性細菌問題。有一些曾經對抗生素敏感的細菌,現在已經耐藥(Bonten et al. 2001),其中有些抗生素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是人類治療的最后手段。目前國家當局和一些國際組織為減少抗生素的濫用已做出了巨大努力(WHO 2011;FAO/OIE/WHO 2003),特別(但不僅僅)是禁止抗生素作為生長促進劑使用。但建立跨部門間的相互理解與實際解決方案依然存在問題。獸醫和醫生相互指責對方導致了抗生素耐藥性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二者都合理——所有的抗生素使用都有可能導致耐藥菌,因此抗生素在動物和人身上的使用都可能導致問題的發生。為了取得科學的解釋,我們需要獸醫和醫生雙方關于藥物的使用數據,以及在食物、人類和動物中存在的耐藥菌數據。因此在同一健康項目中,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將協作開展必要的調查并且提供科學的解決方案,以有效減少抗生素耐藥菌從動物到人類的傳播(通常是通過食物),反之亦然(通常是通過環境控制)。 

5 國家和國際控制食品相關人畜共患病的同一健康努力

5.1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努力

顯然,隨著國際貿易和旅游業的發展和“地球村”的形成,我們今天的食物可能就來自昨天千里之外飼養的動物。為了抗擊食源性人畜共患病,我們需要基于全球視野方法來改善和調整食品生產系統。國際上的不同組織已經認識到同一健康方法是抗擊人畜共患病的最好方法。WHO(世界衛生組織)、OIE(世界動物健康組織)、FAO(聯合國糧農組織)達成了一項研討報告:“三方概念文件”(FAO/OIE/WHO 2011),在此文件中,他們用共同的視角來表達合作需求。考慮到人獸共患疾病特別適宜存在于社會中最脆弱的行業內,故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聯合國流感協調部門分享了同一健康策略以共同抗擊人畜共患病(UN 2008)。同一健康方法將展示一些因為成本問題而暫時未被考慮的、關于人畜共患病治療問題的解決方案。比如疫苗在有些情形下是預防疾病的終極工具,但因為大規模疫苗接種所產生的費用高于公共衛生收益而不予考慮。我們認為,繪制真實的不同利益相關者成本圖,建立費用估算以及精減策略的框架,可能有利于找到(新的)可行方案(Narrod et al. 2012)。

國際水平的控制有利于預防人畜共患病的全球性傳播,但這仍然不夠。很多國家已經建立了專門的傳染病或者人畜共患病中心,這些中心專注于人畜共患病,并幫助建立和協調部門間的合作。很多工作中心和項目重點關注于食用性動物源性人畜共患病,包括工業化環境的養殖動物和野生動物。

為了監測人畜共患病的暴發,許多國家當局和專家都按照國際衛生條例(WHO 2005)報告重要的具有潛在跨境傳播風險的疫情暴發。此外,報告通常是基于自發性的ProMED郵件(www.promedmail.org),該項目由不同機構和個人贊助的國際傳染病協會設立,基于互聯網來監測世界范圍內的新發疾病。項目致力于傳染病暴發和毒物急性暴露時快速的全球化信息傳播,包括動物和作為食品或者飼料的植物的傳染病和毒物暴露,因而也支持了同一健康原則。

許多(國際)組織和上面提到的管理部門制定了指南,從而控制食品相關人畜共患病以及傳播相關信息,比如世界衛生組織全球食源性感染網(GFN)(www.who.int/gfn)、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Med-Vet-Net組織(www.medvetnet.org)、(www.efsa.europa.eu/en/topics/topic/zoonoticdiseases)、美國疾控中心食品網(www.cdc.gov/foodnet)和其他一些組織。這些網絡的目標基本一致:提高能力建設,提升基于實驗室的一體化監測,促進人類健康、獸醫和食品相關學科間跨部門合作,從而減低食源性感染的風險。 

5.2控制耐藥性人畜共患病所做的努力

食用性動物中耐藥性細菌的出現越來越受關注,利用同一健康原則可以有效處理這些問題。FAO/WHO/OIE通過合作,就如何采取綜合方法和謹慎使用抗生素以減少動物和人類出現耐藥菌的風險給出了重要的指導。謹慎使用抗生素指南在各自的網站已公開(如www.codexalimentarius.org; www.who.int/foodborne_ disease/resistance; http://www.oie.int/our-scienti?c-expertise/veterinary-products/ antimicrobials/)。

在此之前,同一健康方法就已經提出“食用性動物抗藥性控制的全球原則” 的倡議(WHO 2000)。這三大原則是:

l 只有出現或可能出現特定疾病的情況下才能預防性使用抗生素,不應常規預防性使用抗生素來替代良好的動物衛生管理。

l 應當定期評估在控制流程中使用預防性藥物的有效性,判斷是否降低或停止其使用。預防疾病時應持續關注降低抗生素的預防性使用量。

l 在缺乏風險評估的情況下,任何情形下用于人體和動物抗菌藥的抗生素生長促進劑應盡快停止或淘汰。

這些全球性的原則目前有如下補充:

(1)OIE和食品法典委員會關于謹慎使用抗生素的指南;

(2)WHO關于降低濫用/誤用對食用性動物抗生素保護人類健康(WHO 2001)的六條重要建議:

1)(食用性)動物疾病控制中使用的抗生素列為強制處方藥物。

2)在缺乏公共衛生安全評估時,如果某些抗生素同時用于人類疾病治療,停止或淘汰其作為生長促進劑使用。

3)建立監測食用性動物抗生素使用的全國性系統。

4)引進(用于食用動物的)抗生素的許可前安全性評價,考慮其對人類藥物的潛在抗藥性。

5)監測抗藥性以識別新發衛生問題,及時采取正確的應對措施,保護人類健康。

6)制定獸醫減少食用性動物濫用/誤用抗生素的指南。

WHO(WHO歐洲區域辦事處)在最新關于動物和人類使用中耐藥細菌范圍的文件中(WHO 2011)使用同一健康方法協助應對耐藥細菌數量的上升,并且提出7項建議:

1) 加強國家多部門的協調,控制抗生素耐藥性;

2) 加強對抗生素耐藥性的全國性監測;

3) 推動提出使用抗生素的全國性策略,加強抗生素消費的監測;

4) 加強衛生機構中感染控制和抗生素耐藥性的監測;

5) 預防和控制食品鏈條中抗生素耐藥性的傳播;

6) 鼓勵新藥物和新技術的創新和研究;

7) 提高警惕意識,保證患者安全,加強合作。 

許多國家已經依照聯合國的原則和指南建立了控制人畜共患病和耐藥細菌性人畜共患病的項目。特別是丹麥的耐藥性人畜共患病控制項目已經獲得國際關注,并且在不同的出版物中予以分析總結(WHO 2003;Aarestrupetal 2010;Hammerumental 2007)。其原因是丹麥政府和利益相關方提出用早期的同一健康方法來抗擊耐藥菌,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發現80%的雞腸球菌是高度耐萬古霉素的,而萬古霉素是人類的最終治療藥物(Wegener et al. 1999)。在這次驚人的發現之后,丹麥建立了抗耐藥菌知識和協作平臺:1995年,丹麥耐藥性監測和研究項目(the Danish Integrate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Program , DANMAP)受到丹麥衛生部、食品部、農業部、漁業部和科技部的支持。圖3示意了DANMAP的組織架構,展示動物健康、食品安全和公共衛生三個部門如何協調工作。

圖3 DANMAP的組織架構圖顯示了不同機構和部門如何一起工作,如何將人類、動物、食物的信息匯聚在一起

 建設并且持續更新DANMAP的目的在于:①監測(食品)動物和人類的抗生素消費量;②監測耐藥菌在動物、食品和人類中的發生率;③研究抗生素消費和抗藥性的關系;④識別傳播路徑和確定進一步研究的領域。DANMAP的發現之一,即藥物使用數據對于問題的理解非常必要。丹麥引入Vetstat的自動程序收集所有獸醫、藥店和飼料廠處方藥物定量數據(Stege et al. 2003)。憑借此信息,丹麥獸醫和食品管理局(DVFA)實施了“黃牌倡議”(DVFA 2012)。規則類似足球比賽,農民和獸醫將在過量使用抗生素時得黃牌,只有減少抗生素的使用(比如采用少量使用者的管理方法),才能撤銷黃牌。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標桿,而且是告訴使用者要有與同行比較的意識。歐盟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收集類似的數據并在國家層面比較抗生素的使用情況(EMA 2011)。

6 同一健康微生物學的全球標志

為了理解和預測食源性感染和一般性傳染病的傳播,通過飼養—食品鏈中的關鍵點監測傳染病尤為重要。為了有效開展此工作,不同部門統一雙向地收集數據以保證數據比較和整合,此前不同部門則是分別使用不同的技術方法。自2003年人類基因組第一次測序結果發表以來,DNA測序獲得巨大飛躍。對于公共衛生和獸醫學來說,全基因組測序(WGS)促使疾病診斷上升至新水平,目前已經顯現其潛在收益,包括2010年海地霍亂暴發疫情追蹤以及最近協助鑒別荷蘭鹿特丹一家醫院的多重耐藥性肺炎克雷伯Oxa48菌(Potron et al. 2011)。2011年,德國出現了嚴重的腸出血性大腸桿菌(EHEC)暴發,通過WGS技術,我們可以追蹤到細菌源自埃及進口的葫蘆巴種子。

2011年9月,世界各地的專家(包括來自OIE、WHO、EC、USFDA、US CDC、E-CDC、各大學以及各公共衛生組織的代表)聚集在布魯塞爾,他們認為雖然微生物全基因組測序的技術可行,但缺乏對WGS信息的全基因組數據庫的有效利用(KupferSchmidt 2011)。此數據庫應該對所有領域的科學家開放和獲得支持,包括人類衛生、動物健康、食品安全,該數據庫包括所有類型的微生物基因組數據以及用來追蹤微生物來源的元數據。建立此類數據庫只能通過不同層面的同一健康方法努力,應該包括國際的、跨部門的(比如人類、動物和食品)以及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合作。達到這樣的目標不僅對發達國家有益,同時也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基因組識別是抗擊傳染病歷程中的巨大進步,其很可能就像手機普及一樣,淘汰昂貴而專屬的有線電話,讓每個人交流都成為可能。微生物的識別和分型將在技術和經濟上可行,使過去疾病預防控制的缺失領域變得可能實現。同時,發展中國家使用這項技術不需要建立昂貴的專業實驗室系統,因為細菌、寄生蟲和病毒檢測所需的微生物實驗室的工作基本一樣。如果建立起合理、包容、開源的框架,WGS分析將為世界各國抗擊傳染病提供強有力的武器。

7  結論

同一健康方法是一種系統控制人畜共患病的方法,從而保證足夠的食品安全和持續的糧食安全。顯然,由于人類和動物之間傳播的特殊性,人畜共患病的控制有賴于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微生物的控制:①動物;②食物鏈;③人類。此外,由于很多人畜共患病都是由動物傳播給人類,所以最有效的干預常常是從源頭即動物解決,如果這不可能實現,則應阻斷其傳播到人類的途徑。

這一減少人類從食用性動物感染人畜共患病的方法需要所有人類和動物健康方面利益相關者們共同參與。他們應該一同努力,維持和改善動物健康和動物食品生產,只有這樣才能將潛在的有害人畜共患病在動物中的生存機會和傳播至人類的幾率降到最低。從傳播層面來說,食品和消費當局以及利益相關方確保動物宿主的外溢疾病幾率盡可能低,這尤為重要。

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度由于不同國家和不同疾病類型有所區別。考慮到貧窮國家70%的農村人口都依靠家畜和生產性動物而生活,針對攜帶人畜共患病的動物的處理方法不同于工業化國家。要認識到,對于有可能造成全球化傳播(比如禽流感)的人畜共患病的關注遠高于地方性食品生產鏈上的人畜共患病,即使這些病原體存在全球分布且造成巨大疾病負擔(比如沙門菌)。而且還要認識到,很多貧困國家存在的與食品生產系統緊密相關的重要人畜共患病(比如布魯氏菌、牛結核、囊蟲病),可以通過目前已知的干預措施獲得極大的控制。

文章來源:人民衛生出版社《同一健康與食品安全》(主譯  陸家海  郝元濤)本文經主譯同意發布,未經主譯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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